王铁成:审视新结构经济学:一个多维视角

doi:10.
3969/j.
issn.
1672-626x.
2019.
01.
015夏明:财务学:理性和行为的交响曲江畅:论智慧湖北经济学院学报JournalofHubeiUniversityofEconomics湖北经济学院学报JournalofHubeiUniversityofEconomics2019年1月第17卷第1期Vol.
17No.
1Jan.
2019文学研究摘要:"孔颜乐处"是范仲淹矢志持守的人生准则,并在此影响下暴霜露,斩荆棘,戮力上国.
相较程颐、程颢之"孔颜乐处"观,范氏说虽亦有心性修养之味,却更加贴近实际.
作为一代诗雄,范仲淹更将"孔颜乐处"深深地内化入自己的诗歌创作当中.
正因如此,范仲淹的政治咏怀诗和塞上咏怀诗才会显得富丽中见峥嵘,闲散后存血性.
关键词:范仲淹;孔颜乐处;诗歌创作中图分类号:B244;I207.
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2-626X(2019)01-0119-07范仲淹诗歌创作中的"孔颜乐处"观张杰(重庆邮电大学素质教育教研部,重庆400065)收稿日期:2018-11-12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10BZW044);重庆市社科联青年项目(2016QNWX36)作者简介:张杰(1985-),男,甘肃兰州人,重庆邮电大学素质教育教研部讲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与文论.
一、范仲淹之"孔颜乐处"观范仲淹一直以来都是历代士大夫称颂和学习的榜样,甚至被视为宋代士风、学风开山之人.
欧阳修为其撰墓碑曰:"公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
"[1]333王安石在《祭范颍州文》中称范仲淹为一世之师.
苏轼《范文正公文集序》:"如饥渴之于饮食,欲须臾忘而不可得.
"[2]朱熹评说:"范文正杰出之才","本朝道学之盛,亦有其渐,自范文正以来已有好议论,如山东有孙明复,徂徕有石守道,湖州有胡安定,到后来遂有周子、程子、张子出.
"[3]3088《宋元学案·高平学案》云:"高平(范仲淹)一生粹然无疵.
"[4]吕中曰:"先儒论宋朝人物,以范仲淹为第一.
"《宋史·范仲淹传》曾曰:"自古一代帝王之兴,必有一代名世之臣.
宋有仲淹诸贤,无愧乎此.
仲淹初在制中,遗宰相书,极论天下事,他日为政,尽行其言.
豪杰自知之审,类如是乎!
考其当朝,虽不能久,然先忧后乐之志,海内固已信其有弘毅之器,足任斯责,使究其所欲为,岂让古人哉!
"[5]10295王夫之曰:"(范公)以天下为己任,其志也.
任之力,则忧之亟.
故人之贞邪,法之疏密,穷檐之疾苦,寒士之升沉,风俗之醇薄,一系于其心.
若其执国柄以总庶务,则好善恶恶之性,不能以纤芥容,而亟议更张;裁幸滥,核考课,抑词赋,兴策问,替任子,综核名实,繁立科条,一皆以其心计之有余,乐用之而不倦.
"[6]以上这些对范仲淹近乎"完人"的评价都有一个共同的核心指向——士大夫的坚守和担当,而坚守与担当的背后是范仲淹始终不变的"孔颜乐处"人生理念.
"孔颜乐处"本来是孔子及颜回对于士大夫人生苦乐的一种选择态度.
《论语·述而》:"番薯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7]226《论语·雍也》:"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7]267这两段叙述看似是在谈颜回与众不同的"快乐",其实是在强调士大夫在孤独困窘中对于自我信念的坚守.
对于此处之"乐",程颐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须知所乐者何事"[7]97.
"非乐箪瓢陋巷也,不以贫寠其心改其所乐也.
"[8]87在程颐看来,乐与1192019年1月湖北经济学院学报第17卷第1期不乐完全在于"心"之"不改".
范仲淹也如同先贤一样立说明志,《睢阳学舍书怀》:白云无赖帝乡遥,汉苑谁人奏洞箫.
多难未应歌凤鸟,薄才犹可赋鹪鹩.
瓢思颜子心还乐,琴遇钟君恨即销.
但使斯文天未丧,涧松何必怨山苗[9]66.
这首诗作于大中祥符七年,范仲淹时年26岁,仍在应天府书院读书.
此时的范仲淹还没有获取功名,寥寥数言恰恰道出了范文正公一生的人格追求.
在这首诗中,诗人虚言"闲愁",实写士人"孔颜之乐".
诗人自比悠游于帝乡之外的浮云散客,虽无所拘束,然闻洞箫仍有不遇之苦.
东汉王褒《洞箫赋》写尽洞箫清苦悲切之音,诗人借此言说自己一生的命运多舛①.
下句笔锋一转,诗人自觉虽无福咏唱凤鸟之章,却仍可有吟诵《鹪鹩》之志.
张华有《鹪鹩赋》,其云:"色浅体陋,形微处卑,繁滋族类,乘居匹游,翩翩然有以自得.
"又"伊兹禽之无知,而处身之似智……静守约而不矜,动因循以简易.
任自然以为资,无诱慕于世伪"[10].
此赋言鹪鹩虽小,却能安守己道,遂"不为人用"且"物莫之害".
鸟之"自然以为资"和"无诱慕世伪"亦为士人当效法处世之道.
范仲淹在诗中专以"鹪鹩"为例,也正是为了引出"孔颜乐处"的核心内涵.
诚如瓢与颜回,焦尾琴与钟子期,"乐"之关节在于"思"与"遇",只要天不亡斯文,士大夫就不应自怨自艾.
"涧松怨山苗"典出左思《咏史八首》,范仲淹对士人古已有之的"怀才不遇"进行了温和的讽刺.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范仲淹早年的"孔颜乐处"观除了强调士大夫于困境之坚守以外,还多出一层理性内省的味道.
在范仲淹看来,"孔颜之乐"虽然强调"以苦为乐"或者"不义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但更为重要的是在讨论士人如何通过心性修持而达到"苦乐无异"的境界.
当然范仲淹并不是空言心性,在入仕之前的学习中,他就开始严格要求自己,欧阳修称其"少有大节"[1]624.
朱熹盛赞其"自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3]3086.
《范文正公集·年谱》引魏泰《东轩笔录》,范氏在长白僧舍苦读期间"日作粥一器,分为四块,早暮取二块,断薤数茎,入少盐以啖之,如此者二年".
又《宋史·范仲淹传》记载范仲淹在睢阳学舍苦读时,"冬夜惫甚,以水沃而,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
"[5]10267可以说,从一开始范仲淹就将"孔颜乐处"当成一个"知行合一"的整体加以看待.
在经历了诸般世事沉浮后,范仲淹对于"孔颜乐处"又有了新的理解.
庆历六年,范仲淹已经58岁,时知邓州,在此写成闻名遐迩的《岳阳楼记》:"嗟夫!
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
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是进亦忧,退亦忧.
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9]194范仲淹用这段话旗帜鲜明地回应了当年寒窗求学时坚守"孔颜乐处"的誓言.
范氏所言之"己悲物喜"与世俗"悲喜"之不同,关键在于"物"与"己"二字.
"物",外物是也,然而在此并不特指物质财富,还应包含士人的外部生存环境.
范仲淹所反对的,是士大夫因为外来"诱慕"而产生的平庸之"喜".
对于"己悲"的理解,人们往往会望文生义地认为是士大夫自己的忧愁.
如果把"己"不简单视为"一己"或"自己",而是与"心"作同一解读,就会发现范仲淹并不是单纯要求士大夫不可悲伤,而是不要被由内心惶惑带来的消极情绪所笼罩.
"悲"与"喜"又是一对彼此相互依存的概念,没有悲伤何来喜悦,所以外物的得失会直接影响士大夫内心的状态,而内心的起伏又会反过来决定士人对于外物的取舍.
换言之,在范仲淹看来,士大夫的悲喜不过心中有关得失的一念之差.
正如老子所言:"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
夫唯弗居,是以不去"[11]80,士大夫无得失心,亦无喜怒心,亦为《金刚经》所言:"吾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
范仲淹认为士大夫持权柄,居庙堂,当心系百姓之苦;受贬黜,逢不遇,当心存君王之恩.
"忧民"、"忧君"不同于"己悲",是士大夫内在人格力量的外化正向辐射.
士人根身立命之本不在一己之进退得失,而在于对天下兴亡的责任与担当.
所谓"先天下忧"和"后天下乐"更是强调士大夫之"忧乐"非一己之"忧乐",也就是说士人应当突破个人情感的束缚,将自己融入广阔的社会历史洪流当中,进而超越世俗"忧乐",实现"孔颜之乐"或是所谓的"道义之乐".
郑志强在《范仲淹〈岳阳楼记〉"忧乐"思想与艺术新论》一文中就认为:"一个'后'字,则要求政治家在重大谋划取得成功并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幸福安康之'乐'时,能保持'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的高尚情怀.
"[12]李存山《〈岳阳楼记〉的政治120文化内涵》一文也持有类似观点:"则范仲淹'忻然'而'不悔',其一生岂无乐耶其必曰:吾有'道义之乐'!
"[13]诸葛忆兵认为这种"先忧后乐"的精神"是范仲淹自我品德完善的最高境界,是范仲淹报国利民追求的最完美表现,也是范仲淹一生言行最精炼的总结,更是北宋知识分子新的精神风貌最凝练的表达"[14].
范仲淹之所谓"孔颜乐处",本质上是一种理想化的士大夫人格.
作为范氏后学的周敦颐、二程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展和深化了"孔颜乐处"的内涵和意义.
二程早年曾就学于周敦颐处,周子常命二子寻"孔颜乐处".
《二程全书·遗书》:"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15]16可见作为理学重要奠基者之一的周敦颐事实上也将"孔颜乐处"视为其学说的核心命题.
那么周子是如何认识"孔颜乐处"的呢其有云:"颜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夫富贵,人所爱也.
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乎贫者,独何心哉天地间有至富至贵、可爱可求而异乎彼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
"[16]38周敦颐认为富贵为世俗人所爱本无不妥,然而颜回却能"乐乎贫者",根本原因是他找到了超越物欲享受"至富至贵、可爱可求"之物.
与此物之大相比,红尘物欲其小不可见,而大又如何体现呢周子云:"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处之一则能化而齐,故颜子亚圣.
"[16]39周敦颐认为在领会到"孔颜乐处"的至大高妙之后,士人心性自然归于泰然,不再纠结于得失,世俗富贵与贫贱也就"处之一也".
那么对于士人而言,何物又为真富贵周敦颐有这样的回答:"君子以道充为贵,身安为富,故常泰无不足,而铢视轩冕,尘视金玉,其重无加焉尔.
"[16]43士人以"天道"与"身安"为人生最大之富贵,故轩冕金玉自失其重,也就是说"孔颜乐处"之"乐"乃"天道同一"之乐.
于是,当今学者陈天林认为:"周敦颐的'孔颜乐处'可以分为富贵之乐、处一为乐和参同为乐三个方面,并且这三个方面共同构成了他的乐境.
"[17]洪梅则认为周敦颐"孔颜之乐"主要体现在见"大"忘"小"的同天之乐,以及"万物和顺"的"中和"之乐两个方面[18].
作为周敦颐的门生,二程继承并发展了周子的学说.
二程对于"孔颜乐处"的理解主要分为两个层次.
首先是"莺飞鱼跃"之乐.
《二程集》:"莺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
此一段子思吃紧为人处,与'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泼泼地,会得时;活泼泼地,不会得时,只是弄精神.
"[15]59二程不同于范仲淹,在政治上没有什么突出作为,也恰恰因摆脱了政务的束缚,二程才可以放心追寻以"莺飞鱼跃"为表征的自然之乐,此处颇有孔子"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气格.
其次乃是"循理"之乐.
《二程集》:"乐循理之谓君子".
若勉强,只是知循理,非是乐也.
才到乐时,便是循理而乐,不循理不为乐,何苦而不循理,自不须勉强也[15]186.
程颐之所谓"循理"强调的是士大夫对于"天道"的顺应,换句话说就是"知理"而乐.
"道"本身是客观之存在,并不能为士人带来快乐,而"循"方为获得"孔颜之乐"的不二法门,诚如程颐所言:"使颜子以道可为乐而乐乎,则非颜子矣.
"[15]1237在这里"循"与"乐"的逻辑关系中,前者是后者的必要条件,缺乏前者,后者没有成立的可能.
也就是说,程颐将"乐"看成循理的自然结果,而非人为诉求.
通过对范仲淹、周敦颐、二程诸家"孔颜乐处"观的描述可知,周子与二程之说较为偏重形而上层面哲思的探讨,而范公之说作为众家之源,与当时庆历变法的政治形势有着更为紧密的联系.
也就是说对于以周敦颐、二程为代表的早期理学先驱而言,"孔颜乐处"更像是一个关涉心性修养的哲学论题;而对于范仲淹而言,则是支持其完成历史使命的重要思想武器,这一点在其诗歌创作中有着较为明显的表现.
二、范仲淹塞上咏怀诗中的"孔颜乐处"和一般"文士"相比,除了政治舞台上的纵横驰骋,经略西北抗击西夏无疑是范仲淹人生中一抹别样亮色.
在入值中枢之前,十年的边地征战锤炼了范氏坚贞不屈的品格,为其日后推行庆历新政打下了坚实的心理基础.
作为一名伟大的文学家,范仲淹在西北前线紧张的战争中创作了一些极具特色的塞上诗,这些诗篇虽然数量有限,却很好地诠释了诗人"孔颜乐处"的人生理想②.
如《依韵和延安庞龙图柳湖》:张杰:范仲淹诗歌创作中的"孔颜乐处"观1212019年1月湖北经济学院学报第17卷第1期种柳穿湖后,延安盛可游.
远怀忘泽国,真赏即瀛洲.
江景来秦塞,风情属庾楼.
刘琨增坐啸,王粲斗销忧.
秀发千丝堕,光摇匹练柔.
双双翔乳燕,两两睡驯鸥.
折翠赠归客,濯清招隐流.
宴回银烛夜,吟度玉关秋.
胜处千场醉,劳生万事浮.
王公多雅故,思去共仙舟[9]121.
这首诗写于康定元年秋,当时范仲淹升任龙图阁直学士,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受命前往陕西抗击西夏的侵略.
在诗中提到的庞龙图是和范仲淹并肩作战的龙图阁直学士庞籍,这首诗是二人彼此唱和之作.
范仲淹在诗中传神刻画了延安柳湖的旖旎风光.
如果仅从字面来看,谁都无法相信此诗出自一位临危受命的边将之手.
在范仲淹眼中,位于西北边塞的延安柳湖和江南水乡一样风情可人,自己为国戍边也和刘琨、王粲饮酒作乐一样充满情趣.
诗中意境一派莺歌燕舞,处处温柔香暖,似乎边患早已远去,但这一派升平之色的背后却隐藏着诗人心中的诸多深意.
首先,在整首诗中诗人没有流露出一点对残酷战争的不安,甚至连一般边塞诗中对胜利的渴望与憧憬都没有.
其实,当时范仲淹是临危受命,陕西前线形势可谓岌岌可危.
在西夏崛起之后,北宋连续丢失了甘凉故地的大片领土,西夏党项族骑兵不断剽掠陕西,兵锋大有威胁东京汴领之势,在范公抵陕之前,宋军可谓屡战屡败,防线不断向后收缩.
范仲淹诗中闲庭信步的背后,是对守土抗敌责任的坚定担当,是在向世人传达出必胜的决心和信心.
在他看来,就算是苦寒的西北也是祖国领土的神圣组成部分,无论战争如何艰苦,自己都要时刻保持高昂的斗志和乐观的心态,那么也就无所谓塞外江南之分,残酷的战争与轻松的宴游也就没有了界线.
这也就是前文反复说到的"孔颜乐处"之精髓所在,范仲淹在这一时期的其他边塞诗作都有这样的特点.
又如《城大顺回道中作》:三月二十七,羌山始见花.
将军了边事,春老未还家[9]120.
如果不考察创作背景,这首诗很可能会被当成士大夫郊游咏怀之作.
其实这首五言绝句背后包含着一个足以改变中国历史的重大事件——大顺城的修建.
在范仲淹防守陕西的初期,朝廷偏信韩琦的进攻策略,盲目发动冒险的军事行动,结果造成了著名的"好水川之败".
庆历二年三月,范仲淹密令长子范纯佑和蕃将赵明率兵偷袭西夏军,夺回了庆州西北的马铺寨.
他本人则随后引军出发,用早已备好的器材就地筑城.
范仲淹的这一举动使得西夏方面猝不及防,从此陕西前线的战略形势得到了根本改善,这也成为了宋夏之战的转折点所在,从此北部中国进入了宋、辽、西夏三方并立的全新历史阶段.
回到诗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位老将在取得重大胜利后的欣喜.
在范仲淹眼中,一座小小的大顺城已经成为敌人不可能撼动的堡垒,而自己也实现了许久以来的心愿,终于可以不辱使命,凯旋还朝,但诗人又将这种喜悦表现得如此释然,似乎只是"山花"与"春色"中不经意间的举手之劳.
这种常人难以做到的超脱正是范仲淹"孔颜乐处"人生理想的最好体现.
又如《与张焘太博行忻代间因话江山作》:数年风土塞门行,说着江山意暂清.
求取罢兵南国去,满楼苍翠是平生[9]122.
在这首诗中,范仲淹道出了自己对战争本质的深刻体悟.
在他看来,金戈铁马浴血厮杀的目的应是打击好战分子,恢复两国之间的和平友好,而非用战士和百姓的鲜血来为自己换取荣华富贵与高官厚禄.
等到罢兵熄战的那一日,自己就要回到南国的秀色之中,用满目的苍翠来洗去战争的烟尘.
我们从这首诗中还能读出"孔颜乐处"的另外一层深意——"后天下之乐而乐".
在范仲淹看来,士大夫真正的"乐"是自我实现后的放下与释然.
在这里,范仲淹所推崇的"孔颜乐处"实际上是儒道精神的高度合一,正如《老子》第二章:"万物作焉而不为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
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11]81士人功成之后,消失在山水烂漫之间,还自己内心一番平静,方为人间至乐.
最后可以用范仲淹《和延安庞龙图寄岳阳滕同年》作为总结:优游滕太守,郡枕洞庭边.
几处云藏寺,千家月在船.
疏鸿秋浦外,长笛晚楼前.
旋拨醅头酒,新炮缩顶鳊.
宦情须淡薄,诗意定连绵.
迥是偷安地,仍当饱事年.
只应天下乐,无出日高眠.
岂信忧边处,干戈隔一川[9]121.
122这首诗作于庆历四年,同年宋夏边境战争告一段落,范仲淹被调离陕西前线重回中央任职,此后在其领导下伟大的庆历改革也就拉开了大幕.
范仲淹在即将离开之时,没有向好友夸耀自己数年来的峥嵘功绩,反而表现出对于闲云野鹤生活的淡淡追思.
在范仲淹看来,仕宦的热情早已淡然,只有士人之间诗歌的吟咏唱和才是他心灵的归宿.
在完成了历史赋予的既定使命后,范仲淹开始重新思考属于自己的"孔颜乐处".
那将是一种赤子般的简单快乐,在天下无忧后,放下所有,安然入睡,纵使日上三竿,依然鼾声不绝.
从这一点不难看出,此时范仲淹在人生境界上比原始的"孔颜乐处"有了新的提升.
三、范仲淹政治咏怀中的"孔颜乐处"前文已经谈到,范仲淹"孔颜乐处"观中包含有"知命同一"的思想,但是面对残酷的政治斗争,仅仅做到这一点远远不够,有时更需要的恐怕还是"有为而作"的勇毅和坚守以及士大夫无私无畏的"天下意识".
众赞背后,范仲淹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承受了他人或许无法想象的压力与伤害.
《范仲淹评传》:"(范仲淹)一下就把自己推向政治风浪的浪尖漩涡中去.
守旧势力的强大,最高统治者的始从终弃,祖宗家法的掣肘限制,使他陷入功败垂成、激流勇退的两难境地.
"[19]具体而言,范仲淹面对的困境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首先,仁宗皇帝对于"庆历新政"态度摇摆不定.
每当有人进言攻击改革,仁宗皇帝总会借机干扰甚至阻断正在推行中的新政[20].
范仲淹最亲密的战友欧阳修曾针对此问题进言神宗:"臣非不知陛下专心锐志,必不自怠,而中外大臣且忧国同心,必不相忌而沮难.
然臣所虑者,仲淹等所言,必须先绝侥幸因循姑息之事,方能救数世之积弊.
如此等事,皆外招小人之怨怒,不免浮议之纷纭,而奸邪未去之人,亦须时有谗沮,若稍听之,则事不成矣.
"[1]1554欧阳修从侧面委婉地批评了仁宗皇帝在改革问题上的优柔寡断,建议仁宗肃清视听,痛下决心将改革进行到底.
其次,范仲淹时常被人构陷借改革之名而行结党乱政之实.
景祐三年,范仲淹不满吕夷简任用私人,以"百官图"一幅上书仁宗,指其次第曰:"如此为序迁,如此为不次,如此则公,如此则私.
况进退近臣,不宜全委之宰相.
"[5]10267加之论"建都洛阳"之事,范吕二人发生激烈争执,吕夷简指控范仲淹及其支持者为乱政"朋党",经过双方激烈的斗争博弈,最终两败俱伤,吕夷简被罢职,范仲淹也被贬饶州,再贬润州,又贬越州,期间就连为范仲淹鸣冤叫屈的欧阳修也被累遭贬.
庆历四年十一月十二日,仁宗借"进奏院案"之名再次打击范仲淹,特地发布诏书严厉斥责朝内大臣所谓"结交朋党"的不轨举动,警告臣下切勿"忘君恩"而"更相附离,以沽声誉",或利用荐贤之机收受贿赂,并严戒"诋斥前圣,放肆异言,以讪上为能,以行怪为美".
庆历五年十一月,仁宗以"边事安息、盗贼衰止"等借口削夺范仲淹陕西四路安抚使之职,再次外放邓州[21].
表面看似宽松的北宋政治气氛只要一涉及"朋党"问题,任何人都不能独善其身.
范仲淹的好友欧阳修作《朋党论》,一针见血地指出,君子有朋为国,小人结党营私,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由此范仲淹也就格外强调逆境中士大夫操守和担当的重要意义.
如《四民诗·士》:前王诏多士,咸以德为先.
道從仁义广,名由忠孝全.
美禄报尔功,好爵縻尔贤.
黜陟金鉴下,昭昭媸与妍.
此道日以疏,善恶何茫然.
君子不斥怨,归诸命与天.
术者乘其隙,异端千万惑.
天道入指掌,神心出胸臆.
听幽不听明,言命不言德.
学者忽其本,仕者浮于职.
节义为空言,功名思苟得.
天下无所劝,赏罚几乎息.
阴阳有变化,其神固不测.
祸福有倚伏,循环亦无极.
前圣不敢言,小人尔能臆.
裨灶方激扬,孔子甘寂默.
六经无光辉,反如日月蚀.
大道岂复兴,此弊何时抑.
末路竞驰骋,浇风扬羽翼.
昔多松柏心,今皆桃李色.
愿言造物者,回此天地力[9]23.
在这首诗中,范仲淹清晰地勾勒出心目中士大夫理想人格修养的轮廓.
在开篇处,范仲淹虽然还是把"仁义广"、"忠孝全"这些道德层面的因素放在了首位,但是笔锋一转,马上切入对士大夫担当勇气的强调.
范仲淹认为朝廷上下忠奸并存,且往往奸佞小人会一时得势,此时士大夫如果仅仅把这一己失意归咎于天张杰:范仲淹诗歌创作中的"孔颜乐处"观1232019年1月湖北经济学院学报第17卷第1期命的安排,那么那些心怀叵测之人就会趁虚而入,朝政也就会陷入"异端千万惑"的混乱局面.
所以士大夫要听从内心至高道德标准的召唤,不要因为一时的命运不济而自怨自艾,从而放弃应有之担当.
更进一步地说,士大夫除了在正邪斗争这样大是大非的时刻要保有战斗的勇气外,在日常工作中更要注意不能"学者忽其本,仕者浮于职",尤其不可把工作仅仅当成自己获得功名利禄的手段,一味逢迎,避难就易.
在全诗的最后,范仲淹毫不客气地指出目前的士大夫已经无"松柏心",皆"桃李色",希望造物主能够改变这种颓败的士人风气.
诗人在《岁寒堂三诗·君子树》中更是鲜明地在"松柏心"和"桃李色"之间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二松何年植,清风未尝息.
夭矫向庭户,双龙思霹雳.
岂无桃李姿贱彼非正色.
岂无兰菊芳贵此有清德.
万木怨摇落,独如春山碧.
乃知天地威,亦向岁寒惜.
有声若江河,有心若金璧.
雅为君子材,对之每前席.
或当应自然,化为补天石[9]34.
范仲淹托物寓意,以劲松之德自比.
松树与清风为伴,身姿夭矫挺拔;劲松不屑桃李妖冶的姿色,独慕兰菊之清纯傲立;在万木摇落凋零的岁寒时节,劲松青翠如故,独自面对冰刀雪剑,天寒地冻;松柏声涛如江河,气势磅礴;松柏内心如金璧,坚贞赤诚.
通过这些勾勒,松柏之清高脱俗、纯正浑厚、桀骜不驯、坚强刚武等品德跃然纸上,松柏乃当之无愧之"君子材".
范仲淹借此勉励所有士大夫,希望天下士人都能够像松柏一样拥有承当风霜雪雨的勇气.
还有一首诗,虽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咏怀诗,却同样可以体现出范仲淹政治理念中的"孔颜乐处"观.
《送郧乡尉黄通》:少年好逸骥,老者重安车.
争先尚逐逐,致远贵徐徐.
勿言一尉卑,千户击惨舒.
外矜固不足,内乐则有馀.
子游与季路,作邑宁欷嘘.
五斗对万钟,所问道何如[9]51.
这首诗作于邓州,时间大约在庆历新政失败后不久,因为没有留下较为准确的创作背景,所以只能依照内容推断,黄通其人担任郧乡尉,负责地方治安,然而他不安本职,有好高骛远之嫌,范仲淹作诗规劝勉励之.
范仲淹在诗中指出县尉虽位卑言轻,却为一方镇守,身系百姓安危福祉.
诚然身为县尉,的确没有什么可向外人炫耀的资本,然而乐职尽责却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内心欢乐.
"五斗"与"万钟"虽然有巨大的差别,但与士大夫奉行天道所带来的快乐却没有区别.
范仲淹用"孔颜乐处"作为自己的人生准则,并在此指导下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而作为一个诗人,范仲淹将"孔颜乐处"深深地内化入自己的诗学精神当中.
正因为如此,范仲淹的政治咏怀诗和塞上咏怀诗才会显得富丽中见峥嵘,闲散后存血性.
这也是"庆历"士人政治伦理的集中体现,无论是纵论朝堂,还是浴血边疆,只要可以实现保国护民的政治初心,那便处处皆能"人不堪其忧,而回不改其乐"[7]267.
范仲淹的诗歌艺术水平虽然与同代苏黄相比略显逊色,但范公之诗表现出的高洁士人品格足以让其彪炳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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