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國際研究季刊

第8卷第4期頁161-902012年/冬季號TaiwanInternationalStudiesQuarterly,Vol.
8,No.
4,pp.
161-90Winter2012留日敘事的自我建構台灣日治時期回憶錄的跨界意識林淑慧台灣師範大學台灣語文學系副教授摘要台灣日治時期留學日本的記憶,蘊含文化差異的觀察;這些經過時間淬煉的記憶,又牽涉到空間移動的議題,因而別具意義.
以往研究留學生文學多以小說的分析為主,然而,回憶錄為作者反芻生活感受的書寫,其留日敘事亦為探究自我建構的代表性文本.
殖民地台灣到日本留學的經驗書寫中,多透露從他者的想像,而發現差異並影響心理的轉折.
探索回憶錄留日敘事情節、人物形象塑造或表現策略,以及空間場景所呈現的心境等敘事手法,有助於理解這些知識份子的跨界意識.
本文以日治時期曾到日本留學的楊肇嘉、杜聰明、張深切、陳逸松、劉捷、巫永福、吳新榮等人的回憶錄為研究素材,分從作者的敘事位置、形構留日的校園經驗、再現文化差異等面向,釐析字裡行間隱喻殖民現代性及衍伸認同議題的意義.
關鍵詞:記憶、留日學生、空間移動、殖民現代性、認同《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8卷、第4期(2012/冬季號)162壹、前言留學使個人生命經驗更為豐富,留學生文學則反映作者主觀的求知感受及體驗文化差異的方式.
至於回憶錄為反芻生活歷程的紀錄,亦是作者內心思索沉澱後的作品;這些經過時間淬煉的記憶,若牽涉到空間移動的議題,則又別具意義.
台灣知識份子的回憶錄常提及日治時期留日經驗,涉及甚多文化議題,具有値得開拓的研究空間.
人若離開家園,易察覺周遭的異質性,所以必須改變自身的對應方式,也呈現新的世界觀.
舉例而言,日治時期留學生及知識份子於現代思想的衝擊下,回憶錄蘊含受到世界思潮與跨領域新知的影響,或是宣揚自由民主及人權等普世價值.
故以這些回憶錄作為研究素材,探討留學生的自我建構與文化論述,將有助於理解作者觀看日本文化的視角,並釐析他們於帝國/殖民地空間跨界後糾葛的心理意識.
目前所見探討留學生文學多以小說為研究素材,較少涉及其他文類1.
然而,回憶錄中有關台灣日治時期留日敘事,不僅是作者個人的回憶而已,也牽涉空間移動、風土再現、記憶及認同等概念,透露留學生社群跨界的心理機制及比較文化觀,故為不容忽視的研究素材.
本文藉由回憶錄的留日敘事特色,從置身於學校教育及社團組織環境,或與日人接觸的親身體驗,探討其複雜心境.
台灣留學生的活動兼具現代性與殖民性,留日敘事因而饒富文化意義.
此類研究因涉及如何再現記憶,故可參照記憶研究的成果,如王明珂(1996:147-83)〈誰的歷史:自傳、傳記與口述歷史的社會記憶本質〉,以自傳、傳記及口述歷史等史料,探究記憶與人之間的影響、互滲的論述過程,分析個人記憶與社會記憶間的關係,並歸納其對社會本質的看法.
在專書論著方面,如柳書琴《荊棘之道:旅日青年的文學活動與文化抗爭》以1933年成立的「台灣藝術研究會」及其機關誌《福爾摩沙》為研究素材.
東京以留學生為主的台灣文學運動,可上溯到1920年代初期1目前所見研究留學生文學的論著多以小說為研究素材,如蔡雅薰(2001)、陳大道(2011)等,其中旅美文學的研究多就認同及情感意識為主題加以詮釋.
留日敘事的自我建構台灣日治時期回憶錄的跨界意識163謝春木、王白淵等人以反殖鬥爭為標的,於《福爾摩沙》時期播下的文學種子.
到「文聯東京支部」時期在跨域文化運動中盛開,其充滿能動性的文藝精神延續到戰爭時期2.
FrancesA.
Yates所著TheArtofMemory則探討記憶法在西方文明中的地位、發展歷程及其影響.
另一本研究集體記憶OnCollectiveMemory提到:集體記憶總是有選擇性的,各類人群有其與眾不同的集體記憶,因而導致彼此互異的行為模式.
在此過程中,眾人選擇他們的記憶,而這種選擇又將反過來形塑那些作出選擇的人們的觀念和行動(Halbwachs,2002).
這些記憶的研究成果,提供探討相關議題的靈感,也啟發分析眾多回憶錄中的留日敘事視角.
敘事關注於事件開頭、中間及結尾的序列安排,使之具有「情節」,此為敘事研究重要的特徵.
情節的賦予將事件轉變成連續故事中的一幕,呈顯獨立個案的意義,也因而將敘事的各部分聯繫起來,成為一個具有內在意義的整體.
(Hinchman&Hinchman,1997)本文將從日治時期回憶錄中擇取有關留日經驗的文本,並著重於自我建構的認同敘事以及跨界意識.
若將敘事研究應用於分析回憶錄,在選擇、重組或化約的過程中,文本的內容與表現形式又傳達作者何種敘事位置這些回憶錄形構何種留日的校園經驗作者至日本留學,再現哪些文化差異的觀察議題這些敘事方式與認同議題密切相關,故以留日的場域為主要研究範疇,詮釋回憶錄的話語意義.
貳、作者的敘事位置回憶錄是文學表達形式之一,這些或為個人自身經驗,或為家庭、社區、族群的記憶,呈現個人性或集體性的特色.
過去的記憶形成個人心理上的一種構圖(schemata),左右個人經驗與回憶活動的心理結構,為許多過去記憶與經驗的集結.
文學研究受心理分析學的影響,也討論文本中的2此書從旅日作家的精神系譜、跨國左翼文藝活動之交流、戰時體制下的國族寓言等面向,考究《福爾摩沙》系列作家發展的蛻變(柳書琴,2009).
《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8卷、第4期(2012/冬季號)164「自我呈現」問題、文本的虛構性,或因修辭而產生的意義.
回憶錄所提到的「過去」,是作者認知在社會的自我形象(self-image)下,刻意選擇、組合「過去」,以陳述他對社會的影響,或合理化他當前所享有的聲譽與地位,或辯述他目前有爭論的社會評價.
如此的寫作經常是讀者取向、現實取向的;它不是為作者保留「過去」,更像是為「讀者」解釋「現實」(王明珂,1996:147-83).
這些作者在撰寫時,通常具有會被閱讀與預設讀者的意識,並表達出對自我及他者的觀感.
調閱國立台灣圖書館(原日治時期總督府圖書館)典藏1941(昭和十六)年《台灣歐美同學會名簿》,得知此書為杜聰明所編,所列實際留學歐美等國的名單約有53人,以赴美國的留學生較多.
書中除學位與學科領域,另詳列留學生留學年次、職業及住址,並附錄「台灣歐美同學會」年會及例會的開會記事等.
另據《台灣總督府學事年報》1922(大正十一)年到1937(昭和十二)年的資料顯示,留日學生大多集中在東京及京都兩地,尤其是東京留學生占70%-90%(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95:23-25).
台灣赴日本留學始於1895(明治二十八)年11月,台灣總督府學務部長伊澤修二投入相當多的心力於教化上,並鼓勵台灣人將子弟送至日本求學.
目的是試圖使台灣人看到日本文明實際之樣態,其政治意圖顯而易見.
台灣上層階級將子弟送往日本留學日漸形成風潮,自1906(明治三十六)年留學生數僅36名,至1921(大正十)年已增至699名,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的1942(昭和十七)年已有7091名(卞鳳奎,2009:1-30).
從日治初期至末期台灣留學日本人數的增加,可見赴日留學逐漸盛行的趨勢.
茲整理回憶錄中所提及日治時期留日的生活經驗,羅列相關資料於表1.
表1所列回憶錄的作者為不同背景的知識份子,如出身於醫科教育系統的杜聰明、吳新榮,以及攻讀政商科系背景的楊肇嘉、陳逸松、劉捷,或曾有機會跨領域學習的張深切,與受文藝薰陶教育的巫永福等人,他們皆有留日經驗的共同回憶.
為呈現表1回憶錄作者留日學校的位置,故將校址分布列於圖1.
就醫學領域而言,台灣首位獲得醫學博士的杜聰明為台灣淡水人,1915(大正四)年赴日本京都帝國大學留學,就學期間曾加入留日敘事的自我建構台灣日治時期回憶錄的跨界意識165中華革命黨.
1921(大正十)年獲得京都帝大醫學博士學位,返台隔年升為台北醫專教授,重要職位包括台灣大學醫學院院長兼教務長、高雄醫學院院長,作育英才無數,影響醫學教育甚鉅(杜聰明,2001:17-22).
另一位醫科畢業的台南人吳新榮,於1925(大正十四)年赴日本金川中學就讀,又於1928(昭和三)年考進東京醫學專門學校,並於1929(昭和四)年二月獲選為改組後的「台灣青年會」幹部(吳新榮,1989:114-15).
因日治後期台灣總督府對文藝的諸多限制,促使吳新榮轉而投入對台灣民俗的調查與保存,曾發表多篇有關台灣文化的隨筆,並利用餘暇撰寫日記、手札、新詩、散文及回憶錄,留下為數可觀的文字紀錄3.
此兩位文人不僅完成留日醫學教育,且於就學期間曾積極參與政治性社團或文化活動.
表1:日治時期回憶錄留日相關資料作者出生地年代書名留學地點楊肇嘉(1967)台中清水1892-1976《楊肇嘉回憶錄》東京市黑田高等小學校、東京京華商業學校、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系杜聰明(2001)台北淡水1893-1986《回憶錄之台灣首位醫學博士:杜聰明》京都帝國大學醫學部張深切(1961)南投草屯1904-65《里程碑》礫川小學校、豐山中學、東京府立化學工業學校、青山中學中等部吳新榮(1989)台南將軍1906-67《吳新榮回憶錄:清白交代的台灣人家族史》岡山金川中學、東京醫學專門學校陳逸松(1994)宜蘭羅東1907-99《陳逸松回憶錄》岡山師範附小、岡山二中、岡山第六高等學校、東京帝國大學政治科劉捷(1994)屏東萬丹1911-2004《我的懺悔錄》目白商業學校巫永福(2010)南投埔里1913-2008《我的風霜歲月巫永福回憶錄》熱田中學、明治大學文藝科3吳新榮曾主編《台南縣志稿》、《南瀛文獻》等刊物,《台南縣志稿》創有〈醫政篇〉,在台灣志書中極具特色.
他實地走訪勘查台南縣的山川古蹟並記錄人文風俗,匯集成《南台灣采風錄》、《震瀛採訪錄》等書,這也是他在二二八事件之後,繼續為浩大的文化工程,長期踏實積累的點滴成果.
《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8卷、第4期(2012/冬季號)166資料出處:筆者參考日治時期回憶錄加以編繪而成.
圖1:日治時期回憶錄留日學生學校分布圖在法商領域方面,政治社會運動者楊肇嘉出生於台中牛罵頭牛埔子,他於1908(明治四十一)年負笈日本,進入東京華商學校求學.
1920(大正九)年實行地方改制,楊肇嘉曾擔任清水街長,並於任職期間爭取海縣鐵路經過清水、沙鹿,以利地方經濟.
1925(大正十四)年辭去街長職務,再進入早稻田大學攻讀政治經濟(王一剛,1977:22-24).
楊肇嘉進入東京早稻田大學唸書時,以「精研學術,保持以往榮譽;確立志節,服務台灣人民」為座右銘,這是他的治學與修養的目標,以作為勉勵與警惕作用.

1929(昭和四)年楊肇嘉即將畢業之際,除了準備畢業論文外,也對寫作產生濃厚的興趣.
不僅因各報章雜誌的邀約而撰寫許多論述,且著有於東京發行的「新民會文存第二輯」(楊肇嘉,1967:244-45).
楊肇嘉的文采不僅受人矚目,並在課餘投身社會活動的參與.
另一位東渡日本求學的陳逸松,於1925(大正十四)年日本岡山二中畢業後,又於1928(昭和三)年至岡山第六高等學校進修,1931(昭和六)年自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政治學科畢業.
他曾為了團結留日學生,於在學期間籌組「岡山台灣同鄉會」,並獲選為會長(陳逸松、林忠勝,1994:1-7).
此兩位具法商學養背景的留日敘事的自我建構台灣日治時期回憶錄的跨界意識167知識份子,皆用心投入於課程專業學習,同時因留日而結識不少日本政界人士及學者,有助於未來從事的職務.
另一位前往日本短期進修的劉捷,1911年出生於屏東縣萬丹鄉廣安村,曾擔任《臺灣新聞》、《臺灣新民報》記者.
1928(昭和三)年赴日工讀時賃居於東京神田區,後來插班進入五年制的目白商業學校三年級,並在此完成中等教育.
劉捷原先計畫進入神田的明治大學法科專門部,然而他對研究法缺乏興趣,故轉入新聞科,並以購書自修作為主要的學習方式(李貞蓉,2007:15-17).
至於南投草屯出生的張深切,1917(大正六)年進入東京的礫川小學,1919(大正八)年就讀豐山中學,後又有機會轉學至東京府立化學工業學校,之後,於1922(大正十一)年插班基督教學校青山學院三年級.
他自就讀化學工業學校起,即遷入高砂寮的宿舍,與更多人密切互動,因而奠定投身政治運動的基礎(黃英哲,1987:193).
作家巫永福曾對張深切有所評論,認為他集作家、思想家、政治社會運動家於一身,同時也是台灣新文學運動重要的人物;又讚揚他曾留學日本與中國,而成為能寫中、日文的時代見證人.
張深切的一生,除擔任台中師範教務主任及北京的教職、《中國文藝》主編外,並多投入創作著述或參與文化活動.
(巫永福,2010:175-176)另一位南投埔里人巫永福,年輕時即以文藝為志向,1932(昭和七)年明治大學創設文藝科時擔任初代科長,1935(昭和十)年畢業於明治大學文藝科.
曾於1933(昭和八)年3月與蘇維熊、張文環、王白淵等人,以「圖謀台灣新文藝之向上發展」為宗旨,在東京成立「台灣藝術研究會」,同年7月15日發行機關雜誌《福爾摩沙》,後來為雜誌《台灣文藝》的發行人、笠詩社成員(趙天儀,2008:44-46).
劉捷、張深切、巫永福這三位知識份子的回憶錄,多紀錄留學日本所受到文化衝擊的影響,他們一生文哲方面的著作,已成為台灣文化史上的資產.

除了個人學科領域不同影響留日環境與經驗,時代不同亦造成留日經驗的差異.
如吳新榮與巫永福留日期間,正值日本共產黨肅清大檢舉時期,因時勢所趨,他們也難以規避而捲入牢獄之災.
這些因歷史境遇的不同,而造成留日經驗的差異性的例子.
《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8卷、第4期(2012/冬季號)168回憶錄是撰寫者抽取生命經驗中最為重要、或記憶甚為深刻之事物.
他們在自身的心理構圖與現實人際關係交匯而成的個人認同體系中,選擇部分的記憶以建立、強化、維護或辯解自己的社會價值.
回憶錄出版後成為一種社會記憶,因此被視為個人經歷、記憶與社會間的一種對話.
換句話說,回憶錄是作者個人的社會認知,同時也是群體社會記憶的縮影.
日治時期文人的留日歷程,在撰寫成回憶錄之後,表述的是擇取式的經驗與感受,兼具個人色彩與時代氛圍等雙重意義.
如此的文本不僅透露作者本身的認知與情感,同時也能傳達當時日本對台灣同化的過程中,台灣人是抵抗、接受或兩難等各種可能的姿態.
這些識字階層為當時台灣的菁英份子,他們所處的位置與脈絡,正顯示此社群在政治、醫學、商業與文藝的背景及社經地位.
解嚴後台灣歷史需要重新被認知,或重新找回以往清理殖民地經驗而消失的記憶.
如今重溫這些人的回憶錄,提供理解知識分子如何形構個人留日的校園經驗,同時也有助於探索那時代的留學生親歷文化活動的情形.
叁、形構留日的校園經驗個人對於過去的記憶並非是一連串「事實」的組合,而是選擇、重組或遺忘一些過去,以符合某種社會群體的認同,或作為適存於現實社會的策略(王明珂,1994:119-40).
楊肇嘉等人在日治時期參與公眾事務,在某種程度上,他們回憶的片段與以往描繪日本時代充斥殖民者蠻橫、抗日血淚和台灣社會痛苦不堪等印象有所出入(陳柔縉,2005:298-99).
在這些日治時期的敘事中,時而指出如何受到日本學生嘲笑以及與他們打架的經驗;但當回憶對於日本教師的觀感時,卻滿懷感激之情.
當時台灣一般人的心理以為有機會到東京求學,即可傲視儕輩,大有不可一世之慨.
楊肇嘉回憶獲知養父允諾他可至東京留學時,心情甚為興奮,首要原因是自此將離開那遭受歧視與被冷落的養父之家,其次是將到繁華的東京去求知,第三個原因則是可印證校長岡村常談論的三島風光與新穎的東瀛.
楊留日敘事的自我建構台灣日治時期回憶錄的跨界意識169肇嘉未赴日前曾在心中臆測:「火車到底是什麼樣子的呢據說輪船要比我們的房屋還大,這樣大的東西,怎麼能浮在海上走呢坐在輪船裡浮在海上搖蕩,不知道是些什麼滋味」當時年輕的楊肇嘉,流露第一次至日本旅行的好奇與期待,他曾自述留學所見新事物、接觸新思想,為平淡孤陋的生活經驗帶來轉機.
關於以往一度想戴官帽、配腰刀的幼稚念頭,早已消逝得無影無蹤,深覺人生在世還有許多比和虛飾更重要的事物,因而潛心埋首尋覓人生的真諦(楊肇嘉,1967:34).
楊肇嘉於1908(明治四十一)年赴日,當時台北鐵路與輪船等島內與對外交通建設尚未普及,原住在台中的他,尚未有長途旅行的機會.
此離鄉經驗使他脫離傳統封建家庭制度束縛的「前現代性」,並體驗日本都會文明而大開眼界.
在醫學領域的回憶錄中,杜聰明詳盡提到在京都帝大留學(1915-21)的學習狀況,對於當時的醫制及研究皆有所著墨.
他回憶從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畢業後,校長兼研究所衛生部長的堀內先生的種種提攜之情,如指導研究工作、介紹留學的學校等.
堀內先生曾說:「年輕人將來雖不為臨床家,但研究、二年內科,亦有一定用處矣.
」(杜聰明,2001:68).
除分析當時日本研究所的概況外,更勸說杜聰明從事研究及積累二年內科經驗.
杜聰明因此受到堀內先生的影響,帶著介紹信前往京都大學.
日清戰爭結束後,日本政府曾用中國戰敗的賠償金創立京都帝國大學,該校的校風自由民主,在初創期間,選用優秀醫學專門學校的畢業生擔任各科助手,又聘請京都大學的優秀學者為教授以擴充師資陣容.
當時京都帝大醫科師資皆以高標準遴選,該校的醫科畢業生亦多於日本當地受到重視與尊敬.
杜聰明記述:日、德醫學學制的狀況,日本醫學當時專採德國醫學為模範,若非在德國所撰的論文,難以取得博士學位;後來經森島庫太教授等人倡議在日本完成的論文,亦可提出學位申請.
京都大學創設研究科生制度,收容醫專卒業生,藉以提升大學學術研究風氣.
若是研究生進入京都帝國大學附屬病院的內科研究,每日皆須出席聆聽內科學講義、臨床講義、迴診見學及從事檢驗等工作,可見校方對於研究生理論與實務的紮實要求.
杜聰明在學習上得心應手,師生也相處融洽,對於醫科養成教育的過《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8卷、第4期(2012/冬季號)170程記憶深刻.
舉例而言,各主治醫生對過往病例極為熟悉,亦詳細檢查現有抽驗物,又選擇具學術研究價值的病人作為實地教學病例.
如此實事求是的學習態度,奠定杜聰明內科知識的基礎.
在內科修業期滿後,他轉為醫學部研究科生專入藥物學教室,除研究化學基礎知識,也善用時間學習德文、英文和法文.
他自述:「筆者自外地來留學,受森島先生、尾崎助教授及教室員雅意歡迎,毫無人種差別,每日愉快從事實驗工作.
」杜聰明感懷師生情誼,因這些教授的引導而成就他日後於醫學界的地位(杜聰明,2001:68-71).
FrancesA.
Yate(1974:33)於TheArtofMemory提到:記憶是榮耀而美好的天賦,我們靠它憶起過往的事物,擁抱現在的事物,以過往事物的相似性思考未來的事物.
杜聰明的回憶錄,不僅紀錄當時赴日學習的經歷,且詳實記述日本醫科的教育體制、學習氛圍與醫學價值觀等面向,同時對於日籍教授提拔之情充滿感激.
這些敘事透露他赴日深造的難忘記憶,因日籍教授的提攜及嚴謹的要求,不但連繫他對於日本的情感,也隱含說明年輕時所紮下厚實專業學養的基礎,始能有日後的成就.
另一位積極參與文化活動的吳新榮考取東京醫專後,除努力不懈準備學期考試外,大部分的時間多花在閱讀課外書籍及參與校外的活動.
他認為醫學的課程只有外科和兒科的學習符合他的性格,因外科是徹底的治療法,非姑息法,是屬於創造性的而非改良性的;兒科主旨是採取積極療法,是進步性的而不是保守性的,他的思想也受到此類課程的啟發(吳新榮,1989:113).
由於在日本帝國統治下的台灣,唯有醫師或師等自由職業者,才能與支配者平等應酬或對談.
吳新榮因而在殖民地教育問題叢生的環境下,遠至東京求學而深受刺激,甚至影響其一生的行事.
他回憶初到金川時因異國風俗習慣的差異,雖然感到落寞而生鄉愁,但也體驗到此地的日本人與台灣的日本人不同.
當地的日本人沒有統治者的傲慢態度,亦無支配者鄙視台灣人的眼光,而是流露農民的素樸人情.
吳新榮於東京醫學專門學校期間,曾閱讀許多左翼雜誌,如:《改造》、《大眾》、《中央公論》、《文藝戰線》、《勞農》、《勞動者》、《大左派》、《農民運動》、《台灣大眾時報》等刊物,因而增強他對弱勢族群關懷的信念.
留日敘事的自我建構台灣日治時期回憶錄的跨界意識1711928(昭和三)年在東京參加「台灣青年會」與「台灣學術研究會」,他與陳逸松分別擔任「台灣學術研究會」東京醫專與東京帝大的負責人,且曾主張組織「拾仁會」.
因觀察到有些台灣人在敗頹的日本社會裡,整日沉醉於打麻將、跳舞場、茶館;他不僅嚴加批判,且不願久留於此類場合,所以積極參加「蒼海」、「南瀛」、「里門」等文藝性雜誌的活動.
當時在東京的台灣人有二個團體,一是「東京青年會」,二為「東京台灣社會科理研究會」,前者為同鄉會性質的親睦機關,後者為思想研究的學術組織.
這兩個團體為培育台灣政治運動的搖籃,如蔡培火、吳三連皆為當時的幹部成員.
由於吳新榮擔任過「東醫南瀛會」、「東經里門會」的負責人,所以他於1929(昭和四)年獲選為青年會的委員(吳新榮,1989:113-15).
後來受到日本共產黨「四一六事件」的波及,許多台灣青年會的重要幹部都遭到警視廳拘捕.
他也被拘提到淀橋警察署而初次嚐到監禁的滋味,自此成為日本政府注意的人物,隨時監視他的行動(吳新榮,1989:114-15).
吳新榮被捕時,身邊所有的印刷物皆被沒收,那五、六本日記更成為官憲的蒐證材料.
在〈敗北〉一文中,他也透露知識份子受捕後的感受,「那前天我還是個勇敢而大膽的,但自那瞬間之後我已變成個怯懦而又自卑的人了.
」他在文中挖掘內心的無奈:「最初,我連人面也畏於相見,而忽然感覺人世的可怕,像我所有的進路都被遮塞了,又像我可進的路是一條非常狹小的孔道.
」(吳新榮,1981:83).
此文表達他備嘗苦痛與恥辱之後,不免產生「迷惑、停頓、動搖」心情.
當時一些留學生從求學所在的大都會回到殖民地家園,陸續展開反殖民的行動.
若回顧吳新榮一生的經歷,此次入獄並未使他放棄對人文的關懷.
他因結識從事文化運動人士,逐漸認知殖民者如何透過象徵或制度壓抑被殖民者應有的人權,因而促使他返居家鄉行醫之餘,依然參與諸多文化活動.
當時金川中學的校長服部純雄是一位受到美國自由主義影響極深的教育家,同時也是具有遠見的辯論家、詩文並茂的文學家.
由於服部校長對於台灣學生別有好感,吳新榮與同儕經常和校長對談,並十分景仰校長.
他回憶在日本的學習是令人感到愉悅的,因這裡的日本人性情樸實敦厚,《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8卷、第4期(2012/冬季號)172故易於與他們建立深厚情誼,不似在台日人具有優越感及征服感的驕傲(戴明福,1997:52).
曾經,吳新榮違反「學生不得聽取政談」的禁忌,自行喬裝成農村青年前往聆聽鶴見祐輔於戲院的演說.
此位講者與服部校長同樣具推崇威爾遜「新自由主義」的理念,但在那次的演講中,吳新榮卻親聞鶴見祐輔對日本民眾公然宣稱:「不久的將來,日本在滿州要再演一回的流血!
」(施懿琳,1999:22).
致使吳新榮對這位日本政客徹底失望.
吳新榮覺悟這些人假借新自由主義之名,而行帝國主義之實.
當下發現真相,使他感受現實的無奈,這些以往的天真想像及遭遇統治者壓迫的回憶,無形中造成內在的創傷.
記憶是意識存在的結構性基礎,也是殖民主義與文化身分問題之間的橋樑.
記憶絕不是靜態的內省或回溯行為,它是一個痛苦的組合,是把被肢解的過去(dismemberedpast)組合起來,以便理解今天的創傷.
與他者發生關連時,自我因他者的衝擊、甚至內化了他者而發的蛻變再生,與他者之間彼此混血交錯之後,我雖還是我,但已非原來的我,而是再生、創新的我;與他者的文化混血,是自我創造性轉化的不可或缺因素(Bhabha,1994:63-64).
就醫學領域而言,杜聰明與吳新榮的回憶錄皆蘊含一些人物類型,茲將形象塑造、行動/事件及表現策略的分析結果,羅列於表2:表2:醫學領域回憶錄的人物類型及表現策略作者人物身分與作者關係形象塑造行動/事件表現策略杜聰明(2001)堀內(台灣總督府醫學校校長兼研究所衛生部長)師生提攜後進指引生涯規畫、推薦留日的學校重複京都帝國大學醫學部教職員師生熱心助人指導研究、協助實驗類比吳新榮(1989)留學生同儕消極墮落v.
s積極進取沉迷麻將、跳舞、喫茶v.
s參與東醫南瀛會、東經里門會、青年會等社團對比鶴見祐輔演講者新自由主義思想演講時透露其帝國主義思想暗示留日敘事的自我建構台灣日治時期回憶錄的跨界意識173表2所列呈現作者的人際網絡,並藉由人物的行動或核心事件,以塑造人物形象.
就敘事學研究者西摩.
查特曼(ShlomithRimmon-Kenan,2002:39-40)所歸納人物塑造的策略,可分成重複、類比、對比、暗示四種,其主要特色為:(1)重複:如果相同的行為一再重複敷演,即可將它視為人物的性格特徵.
(2)類比:相似的行為在不同的場合中一再出現.
(3)對比:從相對的兩種類型來推衍人物的性格特徵.
(4)暗示:包括心理與生理屬性的暗示.
從杜聰明詳述堀內等教師不吝鼓勵後進的敘事,字裡行間令人感受溫馨的師生之情;他所運用重複或類比的表現手法,呈現師生的關係已超越種族的藩籬.
至於吳新榮觀察留學生迷失於享樂的情境,以對比的表現策略突顯自己求知態度的用心.
此外,又藉由旁聽鶴見祐輔的演講,從中感受到演講者內在隱含富侵略性的心理屬性.
在選擇就學的領域方面,張深切即是鮮明的例子.
他於《里程碑》回憶考取東京府立化學工業學校時,父親卻不支持他就學,要求不得轉入該校,否則不供應學費.
但張深切認為:「要救國家民族,須先振興科學,沒有科學的國家,絕對不能復興,也不能立國.
」(張深切,1998:172-73).
於是他不管父親的贊成與否,堅持選擇自己所不喜歡的科學,並搬進高砂寮寄宿.
張深切的回憶錄除了體現台灣人在日本的活動之外,也敘述對於科學的重視;他曾勸許多朋友研究科學,並自告奮勇投考所澤航空學校.
一般留學生多以醫學和法為主要的志願,他們認為習醫易於致富;至於就讀法領域,若日後通過「高文」(即高考)則有機會任師或司法官,得以保持優越獨立的生活,因此願意投入科學部門者較少(張深切,1998:182-83).
張深切卻認為科學教育關係到國家興盛與否,所以應列為優先發展,呈現與眾不同的見解,表達出主張教育影響富強的論述.
關於留學生居住的「高砂寮」,創建的緣由為台灣總督府1907(明治四十)年決定於東京建宿舍,要求留學生住在寮中,以免受日本自由開放的思潮所影響(台灣教育會,1939:74).
田中敬一〈東京台灣留學生狀況〉提到當時在東京的台灣留學生共有七十名,又以就讀小學校者居多,其次為中學校.
他建議關注留學生的生活狀況:「若輩為外界誘惑,時注意監督《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8卷、第4期(2012/冬季號)174之,或使數人合處,營共同之生活.
」(田中敬一,1911:24).
以關心台人子弟求學狀況為由,請求上級需加強防範留日學生的管理或監控.
此建物於1912(大正元)年落成,為台灣總督府自台人的捐款中,撥出部份經費興建而成,以收容台灣留學生為主要功能(臺灣總督府警務局,1995:24).
高砂寮雖為台灣總督府附設的留學生宿舍,名為便利學生的寄宿,事實上卻有蒐集情報的使命,但對學生的運動卻未實際干涉.
寄宿生常談論台灣的時事問題,當時最活躍的學生如彭華英、范本梁、林呈祿、蔡培火、羅萬俥、陳炘、黃呈聰、蔡式穀等.
社會人士林獻堂、蔡惠如、陳瀤澄、連雅堂等人有時至高砂寮探訪學生,藉由聚會向學生演講,並從事啟蒙運動.
所以張深切認為:「這裏可以說是學生運動的最好去處,也可以說是台灣文化運動的搖籃.
」(張深切,1998:173).
台灣的留學生因學校的地理位置而分散各處,高砂寮為留學生最集中的場所,凡至東京的學生,總會來此地寄足.
就留日的學科而言,專門研讀文學的人較為有限,所以巫永福的留學領域更顯特殊.
巫永福從名古屋五中畢業後,進入東京明治大學文藝科,潛心研究日本文學.
因為學校的國語課本都是明治、大正、昭和時代名作家的文章,日本文學自然成為巫永福的觀摩對象.
日本雖有二千年歷史,但在明治維新以前的作品並不多,如《古事記》、《日本書紀》、《平家物語》,以及女作家紫式部的《源氏物語》、清少納言的《徒然草》、《枕草子》,本居宣長的文章,或是西鶴的《八犬傳》、松尾芭蕉的《奧之細道》、《萬葉集》、賴山陽的詩文等.
(巫永福,2003:46-47)經明治維新山田美妙及夏目漱石、芥川龍之介、佐藤春夫等人的提倡,口語文日漸盛行.
巫永福對於夏目漱石與川端康成的作品相當推崇,他不僅深受日本文學、俳句、和歌的啟發,並嘗試創作,作品流露纖細多感的風格.
巫永福回憶當時日本文藝科部長由知名小說家山本有三擔任,同時聘請許多著名的師資,如法國文學的辰野隆教授、露西亞文學的米川正夫教授、德國文學的茅野教授、英國文學的吉田教授等(巫永福,2010:58).
他具體敘述當時東京明治大學課程內容豐富,且重視教學品質的實際狀態.
留日敘事的自我建構台灣日治時期回憶錄的跨界意識175雖然明治大學文藝科提供如此多采的文學課程及學習資源,卻未能擁有言論自由的環境.
巫永福回憶在東京時常被警察署特務跟蹤,在他的印象裡,其中一位姓六車的特務時而要求巫永福接受質詢(巫永福,2010:60).
這些敘事透露於日本的特務及警察系統監控體系下,知識份子的行動與言論自由如何受限的情形.
他回台期間曾探望埔里小學的同窗好友花岡二郎4,自埔里小學高等科二年級畢業後就不再升學,而至霧社警察室擔任警丁的職務.
巫永福向他說明在名古屋求學的情形,花岡二郎回應道:「巫君,你去日本留學當然是恭喜的事,但你不要認為比人高一等.
」(巫永福,2003:49).
此話令巫永福印象深刻,並省思再三,提醒他於日本殖民下勿喪失主體意識.
此外,巫永福的回憶錄常述及知識份子間的文化活動或交流,1927(昭和二)年他進入台中一中就學,當時張深切已是一名青年政治社會運動家,曾參與「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高舉台灣獨立革命運動的旗幟.
同年4月張深切從廣州返台,5月正逢台中一中學生罷課事件,日本認為張深切策動參與,他因而遭到逮捕入獄.
1950年末期楊肇嘉就任民政廳長後,曾舉行省議員、縣市長、縣市議員的普選,他出任市政府秘書及督學時,張深切常適時向他提供市政的建言(巫永福,2010:171-76).
巫永福與張深切皆關注台灣政治社會情勢的發展狀況,兩人也彼此相互影響.

陳逸松於回憶錄記述日本的教育體制與教學思維:日本高等學校非常重視語文教育,其教學方式不以會話為主,而是要培養學生的閱讀能力以理解外國的思想,因而學生的文學素養頗高.
以他在岡山第六高等學校主修的德文為例,每週安排十八小時的德文課程,分別由四到五位老師任教,其中配有一位德國籍的老師;此外,還有英文、歷史、簡易高等數學、物理和化學等課程,因無升學壓力,所以不太注重學校的課業.
當他閱讀能力逐漸提升的時候,即浸淫在德國文學的瀚海,廣為涉獵歌德、海涅等人的作品,儼然就像專攻德國文學,即使已過半個多世紀,他對這些作品依然保有一些記憶.
(陳逸松&林忠勝1994:83)陳逸松一邊回溯幼時受同儕3花岡二郎為賽德克族荷戈社人,日治時期警察兼「蕃童教育所」的教師,於1930年霧社事件時選擇賽德克族傳統上吊方式自殺.
《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8卷、第4期(2012/冬季號)176嘲笑的心理創傷,又深記兒島老師公正不偏袒的態度,影響他對於日本文化的改觀.
之後,他詳細記錄岡山第六高等學校紮實的語文課程,及廣泛閱讀的情境,再現日本培育學生文化素養的過程與成果.
綜觀杜聰明、楊肇嘉與巫永福於留學的過程中,即使主修學科領域不同,但皆重視語言及文學的相關課程,呈現他們能廣博涉獵語言及文學,提昇自我的人文素養.

肆、再現文化差異回憶錄透露一些過去的事件,這些研究素材不僅呈現個人參與社會的經歷,亦蘊含文化價值觀及認同等議題,值得後人再加探索.
日治時期回憶錄除了描述校園生活外,也記載他們到日本各地參觀的敘事.
如杜聰明早在入京都帝大之前,於1914(大正三)年4月曾與廈門台灣公會會長及台北茶行實業家之弟,一同前往東京參觀博覽會.
隔年4月抵達京都時,巧遇嵐山電車的開通儀式,並觀看投宿旅館周遭的店舖、劇場和影戲館,體驗交通頗為方便的都會風情.
他回憶與其他學生過著合宿的生活,不論是日籍房東或傭人,親切的情誼令他念念不忘(杜聰明,2001:76).
張深切抵達東京宮城二重橋,欣賞城池的佈置,及城內的老松翠柏與粉白城樓相互輝映,也留意空間所構成的典雅氛圍,顯現皇居的神祕與莊嚴(張深切,1998:131).
從這些旅遊參觀活動的風潮,或是古蹟建築的描寫,多蘊含知識分子感受到的人文空間.
將敘事視為「以具有清楚開頭、中間、結尾的序列次序來安排事件的一種論述形式」,這也是大多數研究者所認為的敘事或故事的基本特質(Hinchman&Hinchman,1997:xv).
茲舉楊肇嘉(1967)與張深切(1998)的回憶錄為例,以敘事的開頭起始、中間發展與結尾,分析敘事的情節於表3:留日敘事的自我建構台灣日治時期回憶錄的跨界意識177表3:回憶錄敘事情節分析舉隅敘事者開頭中間發展結尾楊肇嘉高沙國想像接觸中介者說明異族地位平等張深切風俗高尚想像由他人之口得之日本治安真實面對日人評價的轉折(敬佩→輕侮)表3所列楊肇嘉與張深切回憶錄的敘事,觀察到兩者的敘事皆以想像做開頭,接著中間發展皆藉由中介者校長詳細説解實情,或由他人轉述,然而,兩人回憶錄的結尾卻大不相同,一是以地位平等做結,另一則是於對於日人由敬佩到輕侮的評價.
敘事概念在分析人類生命存在的基本性質、自我與認同建構的動態,以及社會生活經驗的方式上,為一種有效的分析工具,而不是只用來描述再現過去、鋪陳資料的方式.
回憶錄記載諸多文人旅日時親身體驗文化差異的敘事,以楊肇嘉回憶錄時序的安排為例,開頭先提到日本人向來將台灣稱為高砂國,他們以為「高砂國的住民皆是高砂族(即生番,愛割人腦袋的)」.
並鋪陳此種觀念一直延續至今尚未改變,當岡村校長的鄰居見這些從台灣來的孩子,引發楊肇嘉內心的猜測:「他們來看我們時,一定存有一種既好奇又懼怕的心理,和從小就被『番仔(指日本人)來了!
來抓小孩了!
』等語受盡驚嚇的我們一樣.
」接著,中間的敘事又詳細描述事件轉折的經過:日人經過岡村校長的說明,得知這群台灣來的學生不會割人腦袋,日本鄰居因而較為放心;同時,從台灣來的留學生也感受這些人並不像在台多數日人那般以優越感與狂妄自居.

最後結尾以論述的方式,分析當時楊肇嘉的心中認為:「我們都覺得雖然相互間的民族不同,還是可以做朋友的,在那種場合,已毫無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侵略者與被侵略者的主奴關係,我們是完全平等的.
」(楊肇嘉,1967:40).
種族、階級、性別、地理位置都會影響「身分」的形成,具體的歷史過程、特定的社會、文化、政治語境,也會對於「身分」和「認同」發生決定性的作用.
「身分」可以作為一種表述的策略,用來拓展新的發言渠道,而作為後殖民主體,必須不斷地重新定位,尋找自己的位置(Young,2006:《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8卷、第4期(2012/冬季號)178355-57).
楊肇嘉等人旅居日本後,對於日本人的想法有所改觀,他們經過內心糾葛交混的過程,反芻種種回憶,逐漸理解自己的認同受到留學經驗的影響.
敘事不只是一種認知工具,更構成我們存在的本身,是我們存在與建構自己的基本方式.
人們訴說的故事與他們對一連串和自我存在與自我實現相關的問題,包括:「我(們)是誰」、「我(們)要成為怎樣的人」、「什麼是有意義的生活」、「我(們)應該怎樣追求這種生活」、「我(們)的生活目的與利益何在」,也就是敘事與認同之間的關係等議題.
(蕭阿勤2008:40)舉例而言,陳逸松於回憶錄中記述其求學的經歷,回溯於日治時期就讀岡山師範附小時,同儕岡崎曾對他大聲罵道:「你是清國奴,誰要跟你玩」此話結束後,岡崎便顯露一付不理人的態度.
此事使他的內心倍感刺激(陳逸松、林忠勝,1994:44-47):想到自己是台灣人,和他們不同,也想到台灣淪為日本殖民地的悲哀.
不論校長怎樣在朝會上強調叮嚀,不論在課業上的表現比這些日本孩子有多傑出,但還是有這種自視甚高、深植狹隘種族觀念的孩子.
於是一股淒涼的滋味,不禁湧上心頭.
此種鬱悶與無奈,正是殖民者差別待遇所造成的寫照.
陳逸松於回憶錄中不僅驚覺「我是誰」的身份問題,也由他者的眼中,看到自己的困境.
又有一次,陳逸松與安本久米雄同學發生口角爭執,所幸兒島老師出面處理的方式得宜,適時化解學童間的衝突,使他心生敬佩與感動.
陳逸松回溯自身的經驗,表達被殖民者弱勢的處境,省思台日不平等地位的實情;如此的敘事,不限於再現的作用,且思考社會生活就是以故事的方式瞭解自我本體.
茲將楊肇嘉與陳逸松回憶錄的認同敘事以圖2表示.
楊肇嘉初至日本時被想像為所謂的「生番」、陳逸松被譏嘲為清國奴等.
他們皆經由外在物質條件與內在心理層面的衝擊而察覺人我差異之後,便開始思考「我們是誰」,而衍伸認同的問題.
有些留學生回台後,不僅以文字再現文化觀察,更進一步調整公共政策的論述.
同時後他者想像中,發現文化的差異,心理因此有所轉折甚而影響日後的行動.
留日敘事的自我建構台灣日治時期回憶錄的跨界意識179圖2:回憶錄認同敘事舉隅旅者親至當地遊覽時常聽聞關於風俗的論述,如張深切前往赤坂區得知剛發生鬧賊事件,他大感意外地說道:「什麼日本人也會做賊」又聽說後來「霧社事件」的首領莫那魯道曾於明治末期至東京觀光,當時日警向他探問到東京的感受,莫那魯道回應:「大是大,不是好地方!
」又陳述:「這裏沒有我們山裏的安靜,盜賊太多,天天互相殘殺,沒有一天安寧.
」日本警察聽其言後,斷定他是一名「不馴服的頑番」,需加以注意監視與管控.
張深切聆聽盜賊的故事後,認為自己如同莫那魯道「對日人起了輕侮之心,不再懼怕他們、尊敬他們.
」(張深切,1998:131-32).
1930(昭和五)年賽德克族莫那魯道領導原住民和日軍展開猛烈的戰鬥,此為知名的「霧社事件」,國際社會同聲譴責日本殖民者的作為.
就「歷史記憶」與「自傳記憶」的差別而言,前者為通過書寫而觸及社會行動者,或通過紀念活動、法定節日而存續;後者則是針對我們於過去親身經歷事件的記憶.

然而,隨著時間的流逝,自傳記憶會趨於淡化,除非通過與具有共同過去經歷的人相接觸,週期性地強化此記憶.
在歷史記憶中,個人並非直接去回憶此事件,只有通過閱讀或聆聽他人講述,或在紀念活動的場合中,眾人聚集一處,共同回憶長期分離群體成員的事跡與成就時,此種記憶才能被間接激發出來.
「集體記憶」具有確保文化連續性的功能,且可視作對過去的一種累積性建構,所以在本質上是立足現在而對過去的一種「重構」(Halbwachs,2002:42-43,58-60).
張深切回憶錄中描述原住民莫那魯道對發現文化差異他者想像心理轉折日本臺灣中國思考我是誰(認同位置)再現文化觀察調整公共政策的論述陳逸松:「清國奴」楊肇嘉:「生番」《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8卷、第4期(2012/冬季號)180文化差異的觀察,翻轉日本殖民者推行所謂安排招待「番人觀光」的成效.

在社會道德與公平正義的層面,回憶錄的作者能透過這種寫作方式為社會創造新的記憶,為受迫害、被忽略的社會人群爭取他們應得的注意與尊重(王明珂,1996:178).
張深切的回憶錄為被忽略的原住民發聲,不僅書寫歷史記憶的詮釋,更於字裡行間透露對殖民者的批判,呈現他思想轉折的軌跡.
赴日的台灣留學人數不斷增加,且逐漸集中於某一地區後,開始出現組織社團的聲音與主張.
如1920(大正九)年前留學人數已有600人左右,其中以旅居東京者為多,共估計有450人以上.
5雖然1915(大正四)年東京的台灣留學生曾成立「高砂青年會」,其後改名稱為「台灣青年會」,1920年該青年會發行「台灣青年」雜誌.
自台灣同鄉會於各地逐漸成立後,開始出現以移出地為社團組織的名稱,如台南師範學校出身的留學生,在東京組成「南盟會」(吳三連、吳豐山,1992:52-53).
透露於日本的台灣人,追尋自我意識的趨勢.
台灣人菁英與殖民者日本人置身於同一個帝國底下,卻因移動方向的不同,以及殖民地身分的不同,使得他們的帝都之旅以及回歸故鄉的定居,展現出截然不同的旅/居關係以及現代性體驗(朱惠足,2009:152-87).
張深切於回憶錄中提到:除了在台灣的日本人外,鮮少見日本國內發生輕蔑台人事件,台灣人也成為頗受歡迎的外地人.
因日本認為赴日留學的台灣人,多是來自通過高門檻的知識份子,無論於人情、風俗與習慣等各方面,易於與他們融合.
但日本人卻不歡迎朝鮮人和中國人,所以他們多居住在旅社,如果要租房是很不容易的事.
張深切對此現象感到疑惑:「中國人和台灣人本來是同族,為什麼他們偏加以歧視呢」當地的居民回應:「支那人第一沒衛生,第二語言習慣不同,第三性格不合.
」日人因瞧不起動亂的中國,連帶看輕中國人,又加上當時留日的中國學生語言不通,沒有任何的成就和可觀的成績,使日人無法扭轉對5以留學日本的大學而言,包括帝國大學、商科大學、醫科大學、藝術大學及應慶、早稻田、日本、明治等校為主;至於日本的小學校、中學校皆有台灣的留學生.
東洋協會調查部(1920:316-317)、上沼八郎(1978:133-57).
留日敘事的自我建構台灣日治時期回憶錄的跨界意識181中國的形象(張深切,1998:141).
張深切的敘事牽涉到台灣和中國的文化差異及現代性的議題.
有些知識分子從小身處殖民現代性的環境,許多生活習性及語言模式受日本影響,赴日旅居較易為當地人所接受,與中國文化的差異也日漸明顯.
劉捷回憶在當年夏天風浪甚高之時,搭乘一艘六千多噸的貨船,從高雄港出發,經過三晝夜的航程到達日本橫濱港.
他上岸後所見的日本男女服裝都很整齊,於是感嘆為何他們如此富有又在橫濱的櫻木火車站,因為一件棉被以報紙包裝而遭站員扔到地上;不得已在華僑街尋找半天,好不容易才買到一張草席以解決寄貨手續問題,此事經過半世紀以上,在劉捷的心中仍留有深刻的記憶.
日後為了因應高等文官考試,劉捷進入神田的明治大學法科專門部;不過因為對於研究法的興趣不高,加上目睹日本社會的不景氣而改變心意,決定回復從事原來新聞記者的行業,所以他又轉入該校的新聞科.
同時,他認為聽講不如自修,因日本出版界非常的興旺,在街頭能買到便宜的舊書,收購舊書成為劉捷最快樂的事(劉捷,1998:35-38).
他談及當時的留學生,尤其是修文學這一門的人,因為目的不在文憑學歷,目標盡在強化寫作實力,以登上日本文壇並成名於世,劉捷受到如此風氣的影響,所以四處聽講,並體驗自由學習的氛圍.
因是現職記者具有赴日進修的使命,故常到《東京朝日新聞》、《每日新聞》、《讀賣新聞》、《時事新聞》報社觀摩學習,幸而那時受到《東京朝日新聞》賴貴富、《時事新聞》謝國成等人照顧而獲益良多.
劉捷當時赴日主要目的為學習「速記」,但有機會每日和「福爾摩沙」同仁一起談論、讀書、聽講及逛書店購買舊書.
這一年的日本已經侵佔中國東北成立「滿州國」,但東京依舊繁榮,不失為文化學術的世界大都會,他雖然想長住於此地學習,以滿足自己的求知慾,但因報社催促早日回到工作崗位,因此不滿一年即回台(劉捷,1998:54).
他回憶當時從台灣赴日不需任何的證件手續,從屏東購買一張「聯絡券」約十三元五角左右就可以到達東京(包括火車屏東到基隆,船資基隆至下關,三天的伙食及下關至東京的火車費)(劉捷,1998:65).
由於火車、船隻等現代化工具,民眾於殖民地與帝國內部多方《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8卷、第4期(2012/冬季號)182向的移動,不僅為帝國擴張與同化的重要過程之一,也是跨文化的現代性經驗.
劉捷在日治時期曾數次赴東京,第一次是赴日留學,第二次是為職務的需求到日本東京學速記,第三次是為發行刊物,後兩次都是以記者身分到日本.
1933(昭和八)年11月《台灣新民報》在東京設支局,劉捷受派到東京分社,二度赴日.
他透過一位《台灣新聞》速記記者的介紹,獲得前往日本貴族院速記練習所的進修機會,其餘時間皆與台灣藝術研究會的成員在一起,參與各種有關文學、藝術的集會.
《我的懺悔錄》中寫道(劉捷,1998:46):我形式上白天在東京分社上班,夜間學速記術,實際上大部分的時間是訪友,隨從那些大學生前往各大學聽講,或到處聽取有關文學的講演.
……另外是用圖書借市面所無的書籍.
上野國立圖書、東大及大橋圖書即是我常去的場所.
當時東京時常有名人演講、座談會,各大學、圖書館每日都有各式的免費演講會,劉捷最常前往的大學是東京帝大、明治大學、法政大學,因為在這幾所大學裡講學的,很多是當時日本文壇著名的學者、評論家、作者.
除了校園以外,大師常在「喫茶店」談論文學,東京市內到處有文化人開的「喫茶店」,點購十元一杯的咖啡,即可欣賞音樂或與文人作家同坐交談.
劉捷提到:「我的記憶中最深的是俄斯文學的大家秋田雨雀,他當時已經是八十多歲的銀髮作家,但毫無『年』的感覺,滔滔不絕,邊喝咖啡,邊與我們數位青年人談笑風生,不知時刻已晚矣!
」「喫茶店」是作家的休憩所,更是當地學生的集會所.
他因吳坤煌等人的介紹認識秋田雨雀、中野重治等左翼文化運動知名人士.
也由其他朋友的介紹與當時的評論家大壯一、森山啟等相識(劉捷,1998:77).
這些喫茶店為東京頗具代表性的文化場域,不僅是知名文人的交流空間,亦是提供學生或社會人士感染文化氣息的所在,所以令劉捷記憶猶新.
劉捷的回憶錄再現1932(昭和七)年東京市警視廳鎮壓日本的左派人民戰線運動,逮捕各大學知名的教授、學者與新聞記者、出版業者,同時留日敘事的自我建構台灣日治時期回憶錄的跨界意識183也趁此壓制朝鮮、台灣的民族運動反日份子.
關於日本警務系統剝奪群眾自由的情形,劉捷《我的懺悔錄》提到日本特務對待台灣知識份子的囂張跋扈作風:「小島特務(此人平時假仁假義照顧台灣人)先到文環兄之家,搜查一番之後,到我住的湯島公寓,把我僅有的兩三本雜誌一同帶走,原來是有一位叫做淺野某發行一本薄薄的《拓荒》.
文環兄是他的同仁,我是在飯田橋的三一書局購買,小島看到我也有《拓荒》之時……就把我們兩人帶到所在地的本富士警察署,鋃鐺關入拘留所.
」(劉捷,1998:69-70).
日本特務根本不提供台灣留學生澄清事實經過的機會,致使他們慘遭牢獄之災.
他又敘及本富士警察署位於日本帝國大學的附近,故夜間經常有大學生酒醉被捕而遭拘留,這些皆是日本警察監視控管學生的例證.
表4分就吳新榮、劉捷與張深切三位敘事者的回憶錄,分析他們如何藉由空間場景表達人物的內心感受.
表4:回憶錄空間場景所呈現的人物心境敘述者空間場景人物心境吳新榮(1989)日本金川寂寞鄉愁→感受日本內地農民的素樸日本監獄積極自信→怯懦自卑劉捷(1998)日本東京市區→東京本富士警察署沉浸文學與文化氛圍的喜悅→被迫入拘留所的無辜張深切(1998)東京高砂寮宿舍管制封閉→集聚開放臺灣山林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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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東京(轉述莫那魯道心境)純樸而安全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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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華卻犯罪率高表4歸納空間與人物心境的關聯,如吳新榮初抵日本的金川,原本離開台灣家鄉油然而生的寂寞感,後來因與日本當地農民相處而體驗他們素樸真誠的相待.
另一方面,當初隻身前往日本留學積極自信的心境,卻因入獄而轉成怯弱自卑的無奈心態.
若瀏覽劉捷的回憶錄則得想見他本以雀《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8卷、第4期(2012/冬季號)184躍的心情赴日進修,並沉浸於東京人文薈萃的氛圍;後竟被迫至本富士警察署,而苦陷於拘留所,以對比的手法再現人物無辜困境.
至於在張深切的回憶錄中,則敘述東京高砂寮宿舍的功能,原為日本監督管制留學生的封閉空間;後因聚集眾多知識菁英,而漸形成高談闊論公共議題的開放場域.
他又藉由轉述莫那魯道被安排到日本觀光的心得,比較日本東京繁華卻犯罪率高,不如臺灣山林純樸而安全的生活環境,呈現相異於一般人的旅日感受.
此外,高砂寮的特殊性、喫茶店的現代性空間及東京各書局提供現代知識的空間場景,亦是回憶錄中人物空間關聯的例子.
這些不同敘事場景的變換,因人物心境隨空間移動而有所轉化,也蘊含空間場景與權力的隱喻.
伍、結語台灣日治時期所引進的現代化,是與殖民接觸交混而不均的認同結構,且與在他人身上發現自我的矛盾結構息息相關(廖炳惠,1994:162).
本文從日治時期的回憶錄爬梳留日學生如何從他者的想像中,發現文化的差異,進而自我建構.
記憶是人們自我的認同形成的一個核心要素,認同與記憶都應該被看成是不斷進行的「過程」,而不應該被當成個人或團體擁有的「物品」(蕭阿勤,1999:80).
上述的回憶錄流露作者所擇取旅日過程的美好片段,或再現日本帝國試圖超越種族文化差異,建立與殖民地一體的假象.
台灣錯綜的歷史背景,使知識份子在對照日本殖民與戰後戒嚴的處境下,藉由書寫留日經驗重新回味日本文化的遺溫.
台灣的歷史特殊性與文化的構成密切相關,在文化領受上變得比較雜揉,所以宜培養台灣各階層與族群之間的共通情感架構(Young,2006:355-57).
回憶錄流露日治時期留日的共通情感,也形塑本地與殖民文化之間或對抗或互動的複雜關係,形成台灣文化的重層現代性.
目前台灣所見有關回憶錄的撰寫相當有限,政府及民間機構應多鼓勵出版回憶錄,或將這些回憶錄細緻地拍攝成影片,以公共媒體或網際網路的方式傳播,使文化進入日常生活之中,留日敘事的自我建構台灣日治時期回憶錄的跨界意識185如此將更能理解台灣文化發展的脈絡.
回憶錄是個體生命的表述,作者在回憶裡再現生命歷程.
台灣日治時期回憶錄裡的留日敘事,詮釋知識份子在殖民現代性發展情境下的掙扎,如此的生命書寫也因而具有文化移譯的功能.
留學不只是求學於外而已,且是一條探索自我、建構自我的道路.
年輕學子出國學習現代的知識與科技,並試圖形塑自我成為未來改革台灣社會的領導階層.
從這些回憶錄裡得知赴日本求學是他們的人生中一件值得回味的事.
有些人到達殖民母國日本後為日本推行的現代化政策所說服,而進入了模稜的狀態.
走入這樣的情境,最主要是發現「差異」的所在.
日治時期的知識份子逐漸浮現台灣意識,因族群的差異性而產生排除與納入的過程;同時也思考如何書寫他人,並從身分的流動中建構互動關係.
這些作者在日本接受留學教育後影響他們的認同取向,並成為他們回憶錄裡一段深刻的記憶.
「民族主義」(nationalism)是一種信念,就是當一群人「相信彼此是一個福禍與共的共同體、而且堅信大家的福祉必須透過國家的享有來保障」之際,就稱為「民族國家」(nation-state).
臺灣民族運動就是如何將臺灣變成「臺灣人的臺灣」,而「臺灣民族主義」(Taiwanesenationalism)就是指導我們行動的最高信條(施正鋒,2002:162).
民族國家的建立與勞工與農民運動有所關聯,臺灣日治時期原本擁護社會主義想法的知識份子與大眾結合,共同對抗使台人遭受不平等待遇的日人統治階層,轉而成為民族主義者.
為了實現脫離日本帝國的殖民,逐漸形成「台灣共同體意識」,以期達成「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的目的.
由於日治時期社會主義者為臺灣多數無產階級的立場,易與民族主義產生連結關係;又因他們於實際跨界的體驗過程中,發現與日本、中國的差異性,進而發展出台灣的主體意識.
留日的經歷使有些人產生新的文化觀,他們提出台日文化差異、人權訴求與政治自主的理念,對官方論述產生拒抗.
許多回憶錄敘述日本境內教育普及、學術深化及自由開放的學風,用來與殖民地台灣的教育問題作對照,突顯差別待遇、高等教育資源的匱乏與推行同化政策強橫等困境.

《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8卷、第4期(2012/冬季號)186這些隱喻與所使用的批判詞彙,對於台灣主體性的發展,有相當的奠基作用.
因此,透過對這些回憶錄的重新閱讀,將明瞭留日不只是求學階段的回憶而已,就文化主體而言,更有其歷史背景的存在意義.
留學不但是空間的移動,更可能撼動個人固有的知識體系或思考模式.
在過程中將重新認識自我、反省自我,不同社會文化背景的人也因此有機會相互接觸.
文化差異為留日過程中的直接感受,亦為回憶錄中留日敍事的重點.
在抵抗與嚮往現代性的交混氛圍裡,留學生的回憶錄蘊含研究自我建構的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