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工韩国可宝

马钧传傅玄四、延展资料(一)周勉初:魏晋南北朝时科技发展对文学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得到了飞速的发展.
专家们探讨激发文学发展的各种因素时,大都从政治环境与玄学佛理等方面寻找原因,这样做无疑是必要的,正确的,但在激发文学发展的诸多因素中,其时科技进步所产生的影响也很值得注意.
这是魏晋南北朝与其他各个时期颇不相同的特点之一,它为这一阶段的思想界增加了异彩.
鉴于这一问题尚未引起学术界应有的注意,今试从三个方面加以论征.

一题材的扩大这一问题,我们不妨从东汉时期的著名文士,也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的张衡的成就叙起.

《后汉书》卷五九《张衡传》曰:"衡善机巧,尤致思于天文、阴、阳、历算.
……阳嘉元年,复造候风地动仪.
以精铜铸成,员径八尺,合盖隆起,形似酒尊,饰以篆文山龟鸟兽之形.
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关发机.
外有八龙,首衔铜丸,下有蟾蜍,张口承之.
其牙机巧制,皆隐在尊中,覆盖周密无际.
如有地动,尊则振龙机发吐丸,而蟾蜍衔之.
振声激扬,伺者因此觉知.
虽一龙发机,而七首不动,寻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
验之以事,合契若神.
自书典所记,未之有也.
"范晔在《后汉书·张衡传论》中引"崔瑗之称平子(衡字)曰:'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
'斯致可得而言欤!
"在农业社会中,生产水平的提高,仰赖于天文历法等学术领域的进步.
汉代出现过众多有关天象的学说,也产生了不少杰出的天文学家.
张衡著《灵宪》,就对天象与宇宙构成等许多问题作了探讨.
后代许多著名文士,也曾对天象与浑天图、浑天仪等科技问题进行过论述,陆绩、何承天、颜延之、徐爰、梁武帝等人还有著述流传下来.

《文选》卷五六有陆倕《新刻漏铭》一首,序中提到"陆机之赋,虚握灵珠;孙绰之铭,空擅昆玉",李善注:"陆机、孙绰,皆有漏刻铭.
"序中又言"弘度遗篇,承天垂旨,布在方册,无彰器用",李善注引"王隐《晋书》曰:'李充,字弘度,集有漏刻铭.
'沈约《宋书》曰:'宋太祖颇好历数,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私撰新法,元嘉二十年上表,诏付外详之.
有司奏承天历术令施行.
'"可见刻漏这一计时器具的不断完善,引起了社会上各式人等的普遍兴趣和关心.
许多著名文人从事刻漏铭或刻漏赋的写作,说明其时知识阶层阅读前代著作之馀,大都能注意科技的进步与发展而在其作品中加以反映.

陆倕《铭序》中还说:"天监六年,太岁丁亥,十月丁亥朔,十六日壬寅,漏成进御,以考辰正晷,测表候阴,不谬圭撮,无乖黍累.
又可以校运算之睽合,辨分天之邪正,察四气之盈虚,课六历之疏密.
永世贻则,传之无穷.
"因为这一刻漏的制作,代表着当时科学技术的最高成就,而这一成就的取得,则出自我国古代著名科学家祖冲之之手.
李善于作者"陆佐公"(倕字)名下引刘璠《梁典》曰:"天监六年,帝以旧漏乖舛,乃敕员外郎祖暅治之.
漏刻成,太子中舍人陆倕为文.
"祖暅乃祖冲之之子,《南史》卷七二《文学·祖冲之传》曰:"始元嘉中,用何承天所制历,比古十一家为密.
冲之以为尚疏,乃更造新法,上表言之.
孝武令朝士善历者难之,不能屈.
会帝崩不施行.
"同卷附子暅之1传曰:"父所改何承天历时尚未行,梁天监初,暅之更修之,于是始行焉.
"可见新刻漏的完成,凝聚着科技世家祖氏上下两代的心血.

我国古代传说中称,黄帝讨伐蚩尤时,蚩尤作雾,黄帝造指南车乃克.
这当然不是事实,但也足以说明指南车这一器械发明甚早.
《祖冲之传》上又说:宋初,刘裕平定关中,得姚兴指南车,有外形而无机杼.
"升明中,齐高帝辅政,使冲之多追修古法.
冲之改造铜机,圆转不穷,而司方如一,马钧以来未之有也.
"说明祖氏父子的机巧,继承着东汉末年以来的科技成就.

大家知道,诸葛亮曾有木牛流马等重大发明,当时的智巧之士,竞作新的机械,提高工作效率,推动了生产的发展,取得了很多重要成果.
《三国志》卷二九《魏书·杜夔传》裴松之注引傅玄《马钧传》,详细介绍了马氏有关指南车、翻车、木制女乐舞像的制作以及对连弩和绫机的改进,末复感叹地说:"马先生之巧,虽古公输、墨翟、王尔,近汉世张平子,不能过也.
公输般、墨翟皆见用于时,乃有益于世,平子虽为侍中,马先生虽给事省中,俱不典工官巧,无益于世.
用人不当其才,闻贤不试以事,良可恨也.
"从这些议论中,可以看到其时科技的发展以及时人对此的重视.

傅玄是晋代著名的思想家与文学家,曾撰《傅子》一百二十卷,严可均《全晋文》卷四七介绍此书时,引《晋书》本传云:"撰论经国九流及三史故事,评断得失,各为区别,名为《傅子》.
"他还撰有许多小赋,如《笔赋》、《砚赋》、《团扇赋》、《相风赋》、《琴赋》、《琵琶赋》、《筝赋》、《笳赋》、《节赋》、《叙酒赋》、《投壶赋》、《弹棋赋》、《紫华赋》、《郁金赋》、《芸香赋》、《蜀葵赋》、《宜男花赋》、《菊赋》、《蓍赋》、《瓜赋》、《安石榴赋》、《李赋》、《桃赋》、《橘赋》、《枣赋》、《蒲桃赋》、《桑椹赋》、《柳赋》、《朝华赋》、《雉赋》、《山鸡赋》、《鹰赋》、《鹦鹉赋》、《斗鸡赋》、《鹰兔赋》、《乘舆马赋》、《驰射马赋》、《良马赋》、《走狗赋》、《猿猴赋》、《蝉赋》等,仅从赋的名字上就可看出他的博学.
特别值得我们今天重视的是,这些咏物小赋之中融入了许多科研成果,实为科学知识与文学技巧交相融会的结晶.

傅玄《相风赋序》曰:昔之造扫风者,其知自然之极乎其达变通之理乎上稽天道阳精之运,表以灵乌,物象其类;下凭地体安贞之德,镇以金虎,玄成其气.
风云之应,龙虎是从;观妙之征,神明所通.
夫能立成器以占吉凶之先见者,莫精于此.
(《太平御览》卷九引)2其子傅咸也写了不少咏物小赋,其《相风赋序》曰:相风之赋,盖亦众矣,然辞义大同.
惟中书张令,以太史相风,独无文饰,故特赋之.
太仆寺丞武君宾,树一竹于前庭,其上颇有枢机.
插以鸡毛,于以占事知来,与彼无异,斯亦简易之至,有殊太史相风.
张氏之赋,非其至者也.
……(《太平御览》)卷九引)与傅玄同时的张华、潘岳、成公绥、孙楚等人先后写了不少同类题材的赋,可见此亦一时风会.

唐代马总《意林》中有《傅子》,据严可均《全晋文》卷四七中有关《傅子》的考证,"知《意林》所载《傅子》,乃杨泉《物理论》也".
二书之所以相混,则是由于二书的性质类同,而且后者大量引用了前者文字的缘故.

杨泉的《物理论》一书,也有探求宇宙万物奥秘的特点.
此书目下虽无完整的传本,但平津馆丛书辑本尚称完备,可以参看.

《物理论》中说:"语曰:能理乱丝,乃可读诗.
余虽无治丝之能,而悟闻诗之义.
"(《太平御览》卷六一六引)这里表露出要用治科技的方法钻研文学的态度.

《物理论》中说:"夫文采之在人,犹荣华之在草.
"(《意林》卷五引)这种将天文、人文统一起来考察的论点,与《文心雕龙》中天文、地文、人文相生并成的观点是一致的.

杨泉还作有《蚕赋》,序中说:"古人作赋者多矣,而独不赋蚕,乃为《蚕赋》.
"(《金楼子·立言》篇下引)3可见这一文字的产生,也是人们科技知识提高,认识世界达到了新的水平,因而企图用文字的形式表现出来.
文中列叙培育蚕的种种知识,可以作为科技进步促进文学题材开拓的一个生动事例.
杨泉还作有《织机赋》一篇,首云"伊百工之为伎,莫机巧之最长".
(《艺文类聚》卷六五引)同时嵇含作《八磨赋》,序称"外兄刘景宣作为磨,奇巧特异,策一牛之任,转八磨之重,因赋之",(《太平御览》卷七六二引)也是同一时代精神下的产物.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人大都接受过玄学的熏陶.
他们观察外界一切自然现象,乃至一些具体事物时,常是把自己所注意的这一现象放在宇宙构成的大环境中加以考察.
因此,他们留下的一些理论著作,大都从宇宙的构成叙起,例如《文心雕龙》中首列《原道》.
钟嵘《诗品序》中首先提到"照烛三才,辉丽万有,灵祗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杨泉《蚕赋》中首云:"惟阴阳之产物,气陶化而播流,物受气而含生,皆缠绵而自周.
"(《艺文类聚》卷六五引)作者把蚕放在宇宙构成的总体中加以考察,并将蚕这一新的品种作为新的文学题材加以描述,都是这一时期时代风气的反映.

由于当时文人普遍关心哲理,热衷于探求宇宙构成的奥秘,而在当时的学术分类中,哲理与文学之间并无严格的界限,他们每致力于采取文学样式表达个人的宇宙观,这样也就扩大了文学的题材.
《晋书》卷九二《文苑(成公绥)传》:……又以"赋者,贵能分赋物理,敷演无方.
天地之盛,可以致思矣,历观古人未之有赋.
岂独以至丽无文,难以辞赞;不然,何其阙哉"遂为《天地赋》.

《北史》卷八一《儒林(刘昼)传上》:(刘昼)乃恨不学属文,方复缉缀辞藻,言甚古拙.
制一首赋,以"六合"为名,自谓绝伦.
乃叹儒者劳而寡功.
曾以赋呈魏收而不拜,收忿之,谓曰:"赋名六合,已是太愚,文又愚于六合.
君四体又甚于文.
"昼不忿,又以示邢子才,子才曰:"君此赋,正似疥骆驼,伏而无妩媚.
"天地、六合问题,大而无当,很难用文学手法来表达,但当时文人却尝试着把它作为文学的题材.
这也应当是魏晋南北朝人受到探求科学真理的激发,在题材上进行的新开拓.

二重视实证的精神东汉初年今文经学盛行,儒者企图藉此建立一种与政治相应的国家宗教,由是兴起了谶纬之说.
这些学说内容甚为复杂,诸如创世之说与宇宙构成等等,与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宗旨相违.
因此儒家古文学派起而力驳,思想领域中的争论非常激烈.

东汉之时产生了王充《论衡》一书,对盛行朝野的谶纬之说与民间迷信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批判.
例如王充在《雷虚》篇中,列举文献记载与民间传说中种种有关雷的异说,逐一加以辨析,最后又从物理上加以探讨,以为"雷者,火也".
"何以验之"可从五个方面展开论证:"以人中雷而死,即询其身,中头则须发烧,中身则皮肤灼火责,临其尸上闻火气,一验也.
道术之家以为雷烧石色赤,投于井中,石燋井寒,激声大鸣,若雷之状,二验也.
人伤于寒,寒气入腹,腹中素温,温寒分争,激气雷鸣,三验也.
当雷之时,电光时见,大若火之耀,四验也.
当雷之击时,或燔人室屋及地草木,五验也.
夫论雷之为火,有五验;言雷为天怒,无一效.
然则雷为天怒,虚妄之言.
"从中可见:王充之辨雷虚,贯彻实证的精神,这是人们科学知识进步的结果.
尽管这种观察限于目验,还未进入深层的研究,但其思辨水平之高,确是前所未有的.

明代著名的无神论者熊伯龙在《无何集》中详细介绍了王充《论衡》中的学说,并撰《读论衡说》、《读论衡法》等文.
从熊氏的论证文字中,可以感到王充的思辨富有条理,具有方法沦的意义,不仅以其思想的大胆、内容的繁富见长.
《三国志》卷五七《吴书·虞翻传》裴松之注引《会稽典录》,转引虞翻对王府君曰:"有道山阴赵晔,徵士上虞王充,各洪才渊懿,学究道源,著书垂藻,络绎百篇,释经传之宿疑,解当世之盘结,或上穷阴阳之奥秘,下据人情之归极.
"无怪乎蔡邕、王朗等人初见王充之书,也就作为"异书"而"秘玩以为谈助"了.
4王充这种着重思辨和重视实证的精神,魏晋南北朝时发生过深远的影响,《文心雕龙·论说》篇曰:"李康《运命》,同《论衡》而过之.
"葛洪在《抱利子·喻蔽》篇中称王充"作《论衡》八十馀篇,为冠伦大才",而他在《抱朴子》的许多文章中,也用实证的精神考察了很多问题,显然是受了王充的影响.

但也由于其时各种学术的畛域融而未明,民间习俗中的迷信之说,和史籍以及文学作品中的神话传说、夸张手法不易区分,王充用实证的精神一一加以辨析,却也有将许多优秀的文学创造横加摧残的地方.
所以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于《夸饰》篇内评曰:"汉世王充好为辨诘,琐碎米盐,著为《书虚》、《语增》、《儒增》、《艺增》之篇,凡经传饰词,一概加以抨击,世或喜其谛实,而实不达词言之情.
"5这是由于当时人们对科学与文学的特点还缺乏深刻认识的缘故.
这一问题,要到齐梁之时刘勰等人探讨理论的著作中,才行明白的认识.

下面再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理科学发展为例,考察它对文字的影响.
《史记》卷五三《萧相国世家》曰:"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
……汉王所以具知天下扼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
"可见秦朝官府之中藏有完整的地理图籍.
《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记琅玡郡长广县,曰"奚养泽在西,秦地图曰剧清池",说明班氏首创《地理志》时,还曾参考过秦时地图.

汉代各种学术的发展甚为迅速,地理学的发展同样如此,从班固的记载中,就可看出当时有关各地地志和舆地图内容之丰富.
《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曰:"今《西域旧图》云:罽宾、条支诸国出琦玉,即次玉石也.
"则是边疆地区也有详记物广之地理图籍行世.

这种产于他国或边疆地区的珍宝玩物,最易引起大家的关注,激发文士的兴趣,从而试图用文学的手法表现出来.
邺下文人公宴时,曹丕以世子之尊,每命众文士共赋一题,因此在曹氏兄弟与建安七子及这一集团的文人的集子中,大都有《迷迭赋》、《车渠碗赋》一类作品.
曹丕《马瑙勒赋》曰:"马瑙,玉属也,出自西域.
文理交错,有似马脑,故其方人因以名之.
或以系颈,或以饰勒.
余有斯勒,美而赋之,命陈琳、王粲并作.
"(《太平御览》卷三五八引)陈琳《马瑙勒赋》亦云:"五官将得马脑以为宝勒,美其英采之光艳也,使琳赋.
之.
"(同上)这类题材,魏晋南北朝时众多文士的集子中经常可以见到.
这也是文学题材扩大的一个方面.

从东汉起,西域的一些苹果引进内地,也引起了众多文士的兴趣,于是常有《安石榴赋》、《蒲桃赋》一类作品出现.
潘尼《安石榴赋》曰:"安石榴者,天下之奇树,九州之名果.
是以属文之士或叙而赋之.
"(《艺文类聚》卷八六引)傅玄《蒲萄赋》曰:"逾龙堆之险,越悬度之阻,陟乎三光之阪,历乎身热之野.
"(《太平御览》卷九七二引)其时南方的一些异物也陆续传入内地,这在文学上也有反映,如钟会《孔雀赋》曰:"有炎方之伟鸟,感灵和而来仪,禀丽精以挺质,丹穴之南垂……"(《艺文类聚》卷九一引)陆机《文赋》曰:"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
"说明诗赋这两种文学体裁的写作范围至此已有明确的分工.
在陆机看来,赋以描摹物体见长,而不着重在抒情.
由此可知,陆机这里给赋所下的定义,概括的是咏物小赋的特征.
其时文士竞相写作形神宛肖的咏物小赋,陆机才给赋这一重要文体仅规定下了"体物"的任务.
李善释"浏亮"一词曰"清明之称",前人于此每辨析不清,实则这里可能即指"咏物"小赋的写作要求,即清晰而明朗.

咏物小赋的作者如以异物为题材,则在描摹其形状时,还得叙其所出之地域,这些都得注意征实,不容虚构.

《尔雅》是部详记名物的经典,而古时还有图像与之配合,《山海经》中的动植异物,古时也有图像说明.
郭璞撰有《尔雅图赞》与《山海经图赞》,其《翠赞》曰:"翠雀麇鸟,越在南海.
羽不供用,肉不足宰.
怀璧其罪,贾害以采.
"(《艺文类聚》卷九二引)《羊赞》曰:"月氏之羊,其类在野.
厥高六尺,尾亦如马.
何以审之,事见《尔雅》.
"(《艺文类聚》卷九四引)这也是魏晋时期自然科学发达的反映.

先秦之时,学界即有《山海经》一书行世.
尽管此书并非征实之作,但它分记各地物产与神话传说,也是以地理书的面貌问世的.
张华著《博物志》,详记各个地区的传说与物产,则是继承了《山海经》的传统.

《隋书·经籍志》于郭璞注《山海经》二十三卷之下,共计著录"地理"类书"一百三十九部,一千四百三十二卷",原注:"通计亡书,合一百四十部,一千四百三十四卷.
"这些著作均出魏晋南北朝人之手,说明地理科学发展之速,迥非前代可比.
魏徵在地理部分的叙中举例说:"晋世,挚虞依《禹贡》、《周官》作《畿服经》.
其州郡及县、分野、封略、事业、国邑、山陵、泉、乡、亭、城、道里、土田、民物、风俗、先贤、旧好,靡不具悉,凡一百七十卷,今亡.
"可见其时地理书中对各个地区的记载已经非常详尽具体.

随着人们地理知识的提高,制图学也有了巨大的发展.
《晋书》卷三五《裴秀传》祥记其作《禹贡地域图》十八篇,且叙其"制图之体有六",后人以为"矩形网格制图法,至少在裴秀那个时代就已开始出现了"6这时的人,回过头来阅读那些夸诞的大赋,而用实证的精神加以考核,也就会起不慊于心的感受.
挚虞《文章流别论》论赋体时就曾指出:"夫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辞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
此四过者,所以背大体而害政教.
"从而对"辞人之赋丽以淫"的风气作出了严肃的批评.

皇甫谧为左思《三都赋》作序,更具体地指出:"若夫土有常产,俗有旧风,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而长卿之俦,过以非方之物,寄以中域.
虚张异类,托有于无.
祖构之士,雷同影附,流宕忘反,非一时也.
"则是以实证的精神指出了前此赋家的虚浮之风.

左思花了十年时间,搜索资料,撰成著名的《三都赋》.
他必然阅读了众多图籍.
《赋序》中也说到:相如赋《上林》,而引"卢橘夏熟";杨雄赋《甘泉》,而陈"玉树青葱";班固赋《西都》,而叹以"出比目";张衡赋《西京》,而述以"游海若".
假称珍怪,以为润色.
若斯之类,匪啻于兹.
考之果木,则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则出非其所.
于辞则易为藻饰,于义则虚而无徵.
且夫玉卮无当,虽宝非用;侈言无验,虽丽非经.
而论者莫不诋讦其研精,作者大氐举为宪章,积习生常,有自来矣.
余既思摹《二京》而赋《三都》,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
风俗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长者,莫非其旧.
何则发言为诗者,咏其所志也;升高能赋者,颂其所见也.
美物者,责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
匪本匪实,览者奚信!

从左思的自白中也可看出当时社会科学进步的情况.
左思自觉地将自己的著作与张衡《二京赋》区别开来,因为他在从事一项征实的工作,这里容不得一点虚构.
后人自可责备左思忽视文学的特点,但也应该认识到,这恰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基于科技进步而社会科学水平提高的反映.
《三都赋序》中提到"地图"、"方志"、"俗"(风俗传)、"旧"(耆旧传)等项,正是《隋书·经籍志》"地理"部分的主要内容.
对于这一文学批评史上的重大问题,吾人如以魏晋南北朝时期地理科学的发展作为背景而加以考察,也就可以了解到左思探讨问题时视野何以迥异前人了.

三进化观生产工具的更新,科学技术的进步,工作效率的提高,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容易感受得到.
东汉之时,张衡、马钧等人的出现,促进了科技的飞速发展,反映在人们的认识上,也就形成了物质的进化观.

应该说明,王充《论衡》这一异书的出现,并非孤立现象,而是东汉之时认识水平与思辨能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的表现.
《后汉书》卷七九下《儒林·赵晔传》曰:"晔著《吴越春秋》、《诗细历神渊》.
蔡邕至会稽,读《诗细》而叹息,以为长于《论衡》.
"可见《诗细》也是一本"异书",赵晔也是一位具有奇特思想的学者.

与《吴越春秋》性质相同的《越绝书》中,记载着兵器方面的进化历程.
《越绝书》卷十一《外传记宝剑第十三》记楚王铸剑,风胡子历叙兵器的发展时说:时各有使然.
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断树木为宫室,死而龙臧.
夫神圣主使然.
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以伐树木,为宫室,凿地.
夫玉亦神物也,又遇圣主使然,死而龙臧.
禹穴之时以铜为兵,以凿伊阙,通龙门,决江导河,东注于东海,天下通平,治为宫室,岂非圣主之力哉!
当此之时,作铁兵,威服三军.
天下闻之,莫敢不服,此亦铁兵之神,大王有圣德.

孔融在《肉刑论》中也有类似观点:古圣作犀兕革铠,今有盆领铁铠,绝圣人甚远也.
(《北堂书钞》卷一二一引)贤者所制,或逾圣人,水碓之巧,胜于断水7掘地.
(《太平御览》卷七六二引)这种有关兵器进化的认识,可能来源于古时的传说,因为先秦古籍上就有黄帝斫木为兵等记载,但也可能得之于地下发掘而获得的实际知识.
史书上有好几起南方掘得铜剑的记载.
《梁书》卷二《武帝纪中》天监五年"夏四月丙申,庐陵高昌之仁山获铜剑二".
《太平御览》卷三四二引《梁书》,言天监"七年,会稽太守、衡阳王元简上言:馀姚县掘地得剑二口,又于县东江水中得剑一口,文漫,若雌雄".
江淹《铜剑赞》云永明初有人于古墓中得铜剑,遂徵引典籍,详加考证,并得出结论道:"金品上则黄,中则赤,下则黑.
黑金是铁,赤金是铜,黄金是金.
黄金可为宝,赤金可为兵,黑金可为器.
"足证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关器械进化的观点,有赖于地下发掘与文献记载的相互印证.

陆机为西晋之时最负盛名的文人.
他撰有《要览》一书,内容当与张华《博物志》为近.
《玉海》卷五四"承诏撰述·类书"录晋陆机《要览》,引陆氏自序曰:"直省之暇,乃集《要术》三篇,上曰《连璧》,集其嘉名,取其连类;中曰《述闻》,实述予之所闻;下曰《析名》,乃搜同辨异也.
"可知他在广泛搜集材料的过程中,发现了许多器物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进步的实例.

他在《羽扇赋》中假托楚宫中的一场争论,宣传后胜于前的观点.
楚襄王会于章台之上,宋玉、唐勒皆操白鹤之羽制作之扇以侍诸侯以为武王造扇,受则于箑蒲,因而笑其"奚取于鸟羽"宋玉申言:夫创始者恒朴,而饰终者必妍.
是故烹饪起子热石,玉辂基于椎轮.
安众方而气散,五明圆而风烦,未若兹羽之为丽,固体俊而用鲜.

这就明确地指出了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即一切应用性的东西都在向便用和华美的方向发展.

葛洪是东晋时期的一位异人.
他是著名的道士,但在烧丹炼汞的过程中,却也取得了不少化学方面的新成果.
8他也写作子书,所著《抱朴子》分内、外篇,内篇二十卷,自叙云是道家,而实为神仙家言;外篇五十卷,"言人间得失,世事臧否".
论者以为葛氏内、外两篇内容迥别,实则所论之事固有不同,而有好多观点可以贯通,即其外篇中提出的文学理论,即深受其自然科学方面研究成果的影响.

葛洪力倡文学今胜于古之说,即是当时科技领域中不断取得进步的认识成果的反映.

葛洪在《钧世》篇中雄辩地说:且夫古者事事醇素,今则莫不雕饰,时移世改,理自然也.
至于罽锦丽而且坚,未可谓之减于蓑衣;辎軿妍而又牢,未可谓之不及椎车也.
……若舟车之代步涉,文墨之改结绳,诸后作而善于前事,其功业相次千万者,不可复缕举也.
世人皆知之快于曩矣,何以独文章不及古邪大家知道,葛洪最为推崇王充、陆机二人,他的学术观点,深受这二人的影响.
由王充开辟的自由思考之风,由陆机倡导的文学向华美发展的意见,在他身上均有明显的体现.
但他属于方外之人,因而在思想上更少束缚,进化的观点也就表达得更为明确了.

他用发展的观点否决了儒家经典的神圣地位,说:且夫《尚书》者,政事之集也,然未若近代之优文诏策军书奏议之清富赡丽也.
《毛诗》者,华美之辞也,然不及《上林》、《羽猎》、《二京》、《三都》之汪濊博富也.

葛洪提出文学进化的观点,反对儒家贵古贱今之说,奠基在科学发展的基础上.
如果说,前人于此分别进行过探索,曾经一般性地提出过事物都在进化的观点,那么葛洪的突出贡献就在运用这种进化观点考察文学问题,明确地提出了文学形式上的今胜于古之说.
他还曾将古今题材相同的作品进行比较,证成他的学说.
《钧世》篇又曰:"若夫俱论宫室,而奚斯路寝之颂,何如王生之赋灵光乎同说游猎,而《叔畋》《卢铃》之诗,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乎并美祭祀,而《清庙》《云汉》之辞,何如郭氏《南郊》之艳乎等称征伐,而《出车》《六月》之作,何如陈琳《武军》之壮乎则举条可以觉焉.
近者夏侯湛、潘安仁并作《补亡诗》--《白华》《由庚》《南陔》《华黍》之属,诸硕儒高才之赏文者,咸以古诗三百未有足以偶二贤之所作也.
"葛洪的这种观点,偏于形式技巧方面的考察.
当然,他在有些地方也曾论及文学内容的问题,例如他在《钧世》篇中还说:"今诗与古诗,俱有义理,而盈于差美.
方之于士,并有德行,而一人偏长艺文,不可谓一例也.
比之于女,俱体国色,而一人独闲百伎,不可混为无异也.
"这种解释也能言之成理,但他却是没有认识到文学的独特个性,即内容、形式的高度综合.
文学的内容又是其时时代精神的体现,这一体现时代精神的独特内容,与表现它的形式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后人势难再重复前人的创造.
葛洪以为夏侯湛、潘岳二人所作的《补亡诗》超过了《诗经》,后代学者从未有人附和这种观点者,正是因为《补亡诗》未能再现《诗经》的时代精神,即使形式技巧方面有所优胜,也难以超越或混同于原作.
葛洪这种将内容与形式割裂开来考察的观点,带有片面性.

但葛洪这种着眼于形式技巧的发展的观点,却正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的普遍追求,而它又奠基在科技进步的现实基础上,因而具有很大的说服力.
这种理论,推动了其时文学向华艳的方向发展.

葛洪否定六经的典范意义,举出当代各种应用文体作比较,已见上述.
他在《尚博》篇中还说:"不以璞非昆山,而弃耀夜之宝;不以书不出圣,而废助教之言.
是以闾陌之拙诗,军旅之鞫誓,或词鄙喻陋,简不盈十,犹见撰录,亚次典诰.
百家之言,与善一揆.
譬操水者,器虽异而救火同焉;犹针灸者,术虽殊而攻疾均焉.
"这就为民间文学登上文坛扫清了道路.
后来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撰有《谐隐》等篇,不能说与此无关.

南北朝时,科技进步的势头有增无减,祖氏父子的业绩,已见上述.
前代的理论遗产,至此又有了新的发展.

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家常用"选文"编集的方式展示个人的观点.
《文选》是我国流传至今、影响最大的一部文学总集,萧统依据其时趋向折衷的文学观点,9囊括先秦至齐梁时期的部分佳作,汇成一书.
他并在《文选序》中援用科技领域中的进化观点,阐明个人选文的原则:式观元始,眇觌玄风,冬穴夏巢之时,茹毛饮血之世,世质民淳,斯文未作.
逮夫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文之时义远矣哉!
若夫椎轮为大辂之始,大辂宁有椎轮之质增冰为积水所成,积水曾微增冰之凛.
何哉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随时变改,难可详悉.

萧统也举"椎轮"与"大辂"的关系为例,说明文学必须变化,而且还应顺应时势,向华艳的方向发展.
这种观点,显然是从陆机、葛洪等人的论点演化而来.
但二者之间仍有不同.
葛洪只是将古今同类作品作纵向比较,认为后者形式华美,因而胜于前者;萧统则认为文体之间有着源流的关系,《序》中说到"至于今之作者,异乎古昔.
古诗之体,今则全取赋名.
荀、宋表之于前,贾、马继之于末,自兹以降,源流实繁.
"随后他就列举种种文体,且云"譬陶匏异器,并为入耳之娱;黼黻不同,俱为悦目之玩".
说明萧统等人选文之时已是偏重华美的形式和娴熟的技巧,不像葛洪那样,在义理方面也要争辩一番了.

许多《文选》专家都已指出"冬穴夏巢之时"一段文字,乃承《礼记·礼运》中的论点而来;"逮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一段,则承《易·系辞》中的论点而来.
比之葛洪等人,萧统受儒家的影响要深,但他认为文学应该踵事增华、变本加厉而"随时变改",则与儒家论文重内容而偏于保守的立场又有不同.

从萧统所举事例来看,大辂的实用意义和华美形式胜于椎轮,这是肯定无疑的,也是事物发展无可逆转的方向,人们自当顺应这一趋势,写作华美的作品.
但萧统言及"椎轮"之"质"时,并无贬义,所谓"世质民淳",也是人们追慕古风的一种高度境界,因此萧统在《文选》中还选入了束广微《补亡诗》六首、卜子夏《毛诗序》一首、孔安国《尚书序》一首等作品,尽管这类作品所占的比重很小,但也反映出萧统的文学观点还是与主张新变的人有所不同.
因为萧统的观念中确认事物的发展有一个变化的过程.
早期的事物比较质朴,自然会被后起的精美之物代替,但早期事物还有其难以再现的淳朴质实的一面,因而也不宜截然舍弃.
因此,《文选》之中大量入选的作品都有合乎"综缉辞采"、"错比文华"的一面,但也适当选入了一些质淳的作品,这就在《文选》的选文格局上排斥了唯华艳是从的倾向.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的普遍倾向是注重思辨,他们注意观察科技方面的成就,并将此与自己从事的专业联系起来考察,得出了很多新的结论,产生了很多新的成果.
这种情况,在其他时代的文坛上是很少见的.

注释:1.
此与《文选》李善注引刘璠《梁典》作祖恒不同.
按照陈寅恪对天师道的研究,以为该教信徒父子名字之下均缀"之"字,"之"字实为教徒标志,或可略去.
如此则可说明祖冲之父子乃天帅道信徒.
参看陈氏《崔浩与寇谦之》等文,载《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2.
《太平御览》此文作者署名郑玄,今据《全晋文》卷四五严可均说改.
3.
荀卿《赋》篇中即曾赋蚕,此说误.
然荀卿《蚕赋》乃以隐语写成,白与后世咏物小赋有别.

4.
见范晔《后汉书》卷四九《王充传》李贤注引谢承《后汉书》.
5.
《文心雕龙札记》第180页,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版.
6.
参看李约瑟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小组译《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地学》第一分册第二十二章《地理学和制图学》四、《东方和西方的定量制图学》(5)《科学的制图学:从未中断过的中国网格法制图传统》,科学出版社1976年版.

7.
《太平御览》引文原作"木",据《广韵》去声十八"碓"下引文改,后者据《四部丛刊》影印宋巾箱本.

8.
参看袁翰青《推进了炼丹术的葛洪和他的著作》,载其自著的《中国化学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56年版.

9.
参看拙撰《梁代文论三派述要》,原载《中华文史论丛》第五辑,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4年版.
后收入拙著《文史探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二)培根中国的四大发明一直被世界公认为是古代中国对世界文明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早在1270年,英格兰哲学家罗哲·培根(RogerBacon,约1214—1294)就讨论过火药.
但最早高度地评价了中国的火药、印刷术和指南针三项发明对人类历史所起的重大作用,并使中国四大发明广为世人所知的是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Bacon).
培根1561年1月22日生于伦敦一个新贵族家庭,在官场生涯中,他历任首席检察官、掌玺大臣、大法官,多次受封.
在1621年培根被控受贿,经判决,被免除一切官职.
此后,培根潜心从事著述.
1626年因病去世,终年65岁.

虽然培根一生大半时间在官场度过,但他一直钻研学问,成为近代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主要著作有《论说文集》、《论古人的智慧》.
1620年未完成的巨著《伟大的复兴》出版,其主要部分即为著名的《新工具》.
他在哲学上尖锐地批判了经院哲学脱离实际,崇尚空谈的恶习,号召人们从盲目信从权威中解放出来.
他是归纳逻辑的主要创立者.
在科学上他强调惟有通过实验,才能发现一切现象的原因和规律,他的这一思想有力地推动了近代科学的发展.

这里所选的是他的著名著作《新工具》中的几节.
在这几节中,培根指出,印刷、火药和磁石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都改变了.
但培根并不知道这三个发明都来自于中国.

论印刷、火药和磁石的发明(注)(注:题目系编者所加,选自培根《新工具》(NovumOrganum),许宝骙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卷,84—87页,102—104页.
-—编者注)希望的另一论据可以由这样一点抽得:有些已知的发明在其被发现前是很难进入任何人的头脑而为人所想到的.
它们总是径破认为不可能而遭搁置.
因为人们凡在构想会出现什么时,总是把曾出现的东西摆在面前作样子;凡在预度新的东西时,总是出以先被旧的东西所盘踞、所染过.
形成意见的这种方法是很谬误的.
因为从自然这一泉源所发出的水流并不是永远束在旧的槽道里面来流的.

举例来说,在发明大炮以前,假如行人从它的效果上来描述这东西,说有一种新的发明能在远距离外撼动以至摧毁最坚固的碉楼和城垣.
人们听了,必定首先就想到炮弩和其他机械,想用一切方法,想用能撞击能发射的重物、轮盘和类似的机器来加倍想像它们的力量.
至于说会有一股带火焰的疾风,猛然而暴烈地发出并爆炸起来,这个想法就很难进入任何人的想像或幻想,因为除地震和闪电而外,人们从来不曾见过与这东西直接相仿的事物,而地震和闪电则是自然的伟作和神奇,为人所不能模拟,于是这个想法就径直被人们排拒掉了.

同样,在发明蚕丝以前,假如有人说,有一种线发明出来了,可以供衣着和铺陈之用,比麻线和毛线那精得多,结实得多,也美观和柔软得多,人们一听,必会首先直接地想到某种丝状的植物,某种走兽的较精的毛,或是某些飞禽的羽片和绵毛.
至于说是一个小小虫儿所作的茧,这种小虫又是如此之多,并且是一年一度重生起来,那无疑是他们从来也没有想过的.
甚至,即使有人说到什么小虫,人们必定还要加以嘲笑,又认为他在梦想一种新的蜘蛛网呢.

同样再说一例,在发现磁石以前,假如有人说,某种工具业经发明,能够用来精确地观察和辨认天体的部位和方向,人们听了,一定是听其想像所至作出各式各样的构想,想到一些天文仪器的更精巧的构制.
至于说能发现出一种东西,共运动悉合于天体但本身却非一个天体,而只是一种金属或石类的质体,则他们必断为是完全不可信的.
上述三种东西以及类似的东西,自有世界以来多少年都是隐而不显,而其最后之被人发现亦非由于哲学和理性的方术,而是出于偶然和机遇.
这是因为,如我在前面所说,它们与以前所知的任何东西是种类完全不同,相去非常之远,所以人们就没有一种预先存想的概念可能导致它们的发现.

这样看来,我们就有很多的根据来希望,在自然的胎宫中还贮有许多极其有用的秘密东西,与现在已知的任何东西都不贴近,也无可比拟,而完全处于人们想像的熟路之外,迄今尚未被发现出来.
无疑,在此后若干年月的行进和运转当中,这些秘密迟早亦要同其他已经现出的东西一样自行显露出来.
不过若是使用我们现在所论的方法,我们就能迅速地、痛快地、同时一齐地把它们引现出来和提前促成罢了.

还有属于另一种类的发现尚待指出,它们证明着有许多高贵的发明可能就在我们脚边,而人们却踏过而无所见.
尽管在火药、蚕丝、磁石、糖、纸以及类此等等的发现方面看来是有赖于事物自身的以及自然的某些性质,说到印刷这个方术方面,无论如何总没有什么不是显明易见的东西了.
但是就在这里,由于人们没有见到:排版虽比手写较难,但二者却有一种区别,即一版排出可有无数印本,而手写则只能有一本;也或者又由于人们没有见到:墨水可以浓化到能印而不流(在字型朝天由上下印时更是如此)--我说,只是由于人们没有见到这些事情,就空过了这么久的悠悠岁月,而没有做出这一大有助于传播知识的最美妙的发明.

在这一种发明的进程中,人心方面有着这样一种别扭情况和不顺当的根性,开始是不信赖它自己,随后又蔑视它自己:起初不相信任何这类事物能被发现,既经发现以后则又不能理解何以人世与它迷失如此长久.
正是这一情况本身大可取作希望的又一论据.
这就是说,还有大量可以发明的东西剩留在那里,不仅可用那些尚待发现的做法,就是借助于上文所说的"能文会写的经验"来把那些已有的做法搬运、比较并应用一番,也能把它们推演而揭露出来.

希望的根据还有一点也不可略而不论.
让人们但想一想他们在效用远差、价值远低的事情和业务上对于理解力、时间以及资料的无限耗费吧.
只要把其中一小部分移用于健全而坚实的研究,就没有任何困难是不可克服的了.
加论这一层,我想是有好处的,因为我明白地承认,要照我所设想的亦是它所应有的样子来集成一部自然史和实验史,确是一件伟大的,亦可说是庄严的工作,而且也是需要很多劳力和费用的.

同时,人们切不必因特殊东西之繁多而感惊慌,却正应以此来鼓励自已的希望.
方术所从事的和自然当中所有的特殊现象诚然繁多,而人的智慧在脱离了事物证据时所虚构出来的东西则更多得多.
再说,前一条路像在广场上明设标的,而且并非遥远;后一条路则绝无标的,而只有无尽的纠缠.
人们一向都只和经验短短接触,都只把经验轻轻撇过,而在智慧的沉思和索解上面所浪费的时间则属无限.
其实,如果有人真能以此来解答我们的问题并在每一情节上都能告诉我们自然中的真相是什么,那么一切原因和一切科学的发现便应是短短几年就能完成的工作.

说以这里,只有再就心目中这个目标的卓越性略淡几句了.
这些话若在早先说出,或许被看做空疏的愿望.
现在希望既经鼓起,不公正的成见既经消除,再说这些话也许:就有较重的分量.
再说,假如我自己业已把一切做完,而没有机缘再邀清别人来帮助和参加这个工作,那么即到现在我也仍要避免说这些活,以免人们会认为我是在宣布自己的功罪.
但是由于我要促进别人的努力和燃起他们的热情,那么我就该使人们留心到某些事情,这却是适宜的.

首先要说,引进著名的发现,这在人类一切活动中应该高居首位,这是历代前人所作的评判.
历代对于发明家们都酬以神圣的尊荣;而对于功在国家的人们(如城国和帝国的创建者、立法者、拯救国家于长期祸患的人、铲除暴君者,以及类此等人)则至高不过溢以英雄的尊号.
人们如正确地把二者加以比较,无疑会看出古人的这个评判是公正的.
因为发现之利可被及整个人类,而民事之功则仅及于个别地方.
后者持续不过几代,而前者则永垂千秋;此外,国政方面的改革罕能不经暴力与混乱而告实现,而发现则本身便带有福祉,其嘉惠人类也不会对任何人引起伤害与痛苦.

再说,发现可以算是重新创造,可以算是模仿上帝的工作,正如诗人说得好:脆弱的初民不知道耕稼,雅典人首先播种真伟大,从此生长出油油的田禾,再造了我们下界的生活.
(注:卢克吕夏斯(Lucretius),公元前约95至公元前31年,罗马诗人,作了一首题为DeRerumNatura的哲学训言诗,凡6卷,倡无神沦和唯物论,这里所引的几句见于第6卷1至3行.
——译者注)说在这里,可以指出所罗门(Solomon)确有值得称道之处.
虽然他在统治帝国方面,在金银财富方面,在丰功伟业方面,在朝廷家室方面,在舰队武备方面,以及在名耀海内敬在人心等等一切方面莫不显示其伟大有力,可是他都不把这些引为光荣,却只说道:"上帝的光荣在于藏物,国君的光荣则在于把它搜出.
"(注:见《圣经》,箴言第25章第2节.
)其次一点,让人们想一想在欧洲最文明的区域和新印度最野蛮的地方之间人们生活是怎样大不相同,他们就会感到"人是人的上帝"(注:克钦注明,这是引用开希里阿斯(Caecilius)的一句箴言,可是培根把它的原意扩展了.
——译者注)这句话乃是有道理的,不仅从人们所得到的帮助和福利说来是这样,从生活情况的比较说来也是这样.
而这个差别却是从何而来呢这无关于土壤,无关于气候,也无关于人种,这个差别只在方术.

复次,我们还该注意到发现的力量、效能和后果.
这儿点是再明显不过地表现在古人所不知、较近才发现、而起源却还暧昧不彰的三种发明上,那就是印刷、火药和磁石.
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第一种是在学术力方面,第二种是在战事方面,第三种是在航行方面,并由此又引起难以数计的变化来.
竟至任何帝国、任何教派、任何星辰对人类事务的力量和影响都仿佛无过于这些机械性的发现了.

进一步讲,我们不妨把人类野心的三个种类也可说是三个等级来区分一下.
第一是要在本国之内扩张自己的权力,这种野心是鄙陋的和堕落的.
第二是要在人群之间扩张自己国家的权力和领土,这种野心虽有较多尊严,却非较少贪欲.
但是如果有人力图面对宇宙来建立并扩张人类本身的权力和领域,那么这种野心(假如可以称作野心的话)无疑是比前两种较为健全和较为高贵的.
而说到人类要对万物建立自己的帝国,那就全靠方术和科学了.
因为我们若不服从自然,我们就不能支配自然.

再说,既然人们把某种个别的发现尚且看得比那种泽及人类的德政还要重大,那么,若有一种发现能用为工具而便于发现其他一切事物,这又是何等更高的事啊!
还要以光为喻来说明(完全说真的),光使我们能够行路,能够读书,能够钻研方术,能够相互辨认,其功用诚然是无限的,可是人们之见到光,这一点本身却比它的那一切功用都更为卓越和更为美好.
同样,我们对事物进行思辨这件事本身也是比各种发明的一切果实都要更有价值,只要我们的思辨是如实的,没有迷信,没有欺骗,没有错误,也没有混乱.
最后再谈一点,若有人以方术和科学会被滥用到邪恶、奢侈等等的目的为理由来加以反对,请人们也不要为这种说法所动.
因为若是那样说,则对人世一切美德如智慧、勇气、力量、美丽、财富、光本身以及其他等等也莫不可同样加以反对了.
我们只管让人类恢复那种由神所遗赠,为其所固右的对于自然的权利,并赋予一种权力.
至于如何运用,自有健全的理性和真正的宗教来加以管理.

——何兆武、柳卸林主编:《中国印象——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三)钱存训:纸和印刷术对世界文明的贡献纸和印刷术的问世反映出文明进程的一个成熟阶段,它们的每一步进展都是人类史上的里程碑.
最初发明纸可能纯系偶然,然而经过进化,它却成了最方便最廉价的书写材料,远远优越于以往各处使用过的每一种其他材料.
它终于取代了一切笨重昂贵的书写用材,而且作为人类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渗透到社会的各处.
纸肯定是印刷术的最重要的先决条件,而印刷术最初无非是用手抄写的机械延伸.
但是随着印刷读物的大量涌现,它就在人类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生活中产生巨大影响.
这种影响,在欧洲社会由中世纪转变为近代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因为普遍都承认15世纪中叶活字印刷引入欧洲是这一大转变中的转折点.

一、纸在中国和西方文化中的作用15世纪末及16世纪印刷术在欧洲广泛应用之前,西方有关纸的记载并不多.
然而在此之前,无论在欧洲和阿拉伯国家都已把纸用于书写、包装及与文字无关的其它目的.
18世纪后期起,纸张的使用日益广泛,并已指定用于建筑、造船及制作马车、坐椅、桌子、书架等方面.
19世纪末,纸成了几乎一切可以想象的个人衣着物等用品乃至厨房用具、住房装饰,甚至还谱写了一首名为《纸的时代》之歌在伦敦音乐厅演唱.

目前已经很清楚:中国对纸和纸制品类似的使用至少比欧洲早一千年.
在中国,从公元1世纪起,纸除用于书写、抄印书籍及誊录文件外还早巳广泛用于其他目的.
上文我们论述过,中国早就把纸染成各种彩色和制成图案作为书笺,剪折成各种花样以供玩赏、娱乐及装饰,纸作为日常必需品,还用于包装、卫生及医药方面,并制作纸杯、纸扇、纸伞、纸旗、灯笼、风筝、玩具等日用品.
所有这些用途,在6世纪末之前都已在中国实现了.

纸还曾用来制作冠、巾、袍、带、靴、床单、蚊帐、幔幕、屏风、纸牌等日常用品及饰品,甚至还用来制造棺椁和盔甲.
礼仪祭奠用纸的神人肖像虽然要耗去一部分纸张,但却能令死者、生人皆大欢喜,又能避免以实物作牺牲或殉葬.
9世纪初,以飞钱作为汇兑交易的媒介,又用以记载交易账目和书写契约,使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上述书写及书写以外的各种用途都已完成在9世纪纪末之前,当时欧洲还刚刚知道纸.

纸的无数用途之中,对中国文化作出的最重要的贡献或许是它在中国艺术中起了独特的媒介作用.
与西方崇尚雕刻或建筑形式的传统不同,书画是中国艺术中的最高形式.
中国书画又主要是靠在纸上挥毫着墨发展起来的.
纸为中国艺术家提供了自由驰骋的最佳天地,这也同样存在于东亚文明各国的艺术之中.

中国的书法艺术可能要上溯到2世纪的东汉时期(注:一般认为关于书法美学的论述始于东汉蔡邕(133-192年)的时代).
但直到3或4世纪纸获得重大改进并普遍用于书写之时,书法才发展成为专门的艺术形式(注:现存最早的中国书法纸本法帖中有晋代陆机(261-302年)和王羲之(约321-379年)的真迹).
流传至今的行草和楷书的基本字体都是在这一段时期中演变出来的.
纸的优越性对这种艺术来说是很明显的,因为竹、木、石等都没有这种既平滑又吃墨的表面.
可以说,如果没有纸,各种书法字体也就无法在千百年中如此完美地发展.

绘画最初都是画在墙上,但唐代艺术家开始在纸上作画.
到了宋代,书画已并肩发展为整体的艺术,著名艺术家苏轼(1036—1101年)、米芾(1051—1117年)等的典型的墨迹可资佐证.
绘画中运笔自如、流畅迅捷的所谓文人画派就是此时盛行起来的,也主要是在使用了表面洁白、光润柔软而且吃墨的纸以后才有可能达到这样微妙的和自由表达的效果.
虽然丝帛也具有某些和纸张一样的优点,但是它价格昂贵,再加上别方面的限制,就使它不能成为普及的书画材料.
何况纸上能够传达的一些特殊意境如渲染、泼墨、浓淡层次等均不易在帛面上得到表现.
大多数西方画家都习惯于在帆布上以油墨作画,但是中国和一切东亚的画家则发现纸才是他们艺术表现的理想媒介.

纸张不仅适用于绘画,也一直为东西方用在应用美术和装饰美术中,最普遍的产物也许就是墙纸,早在16世纪,墙纸就由中国输入欧洲,并在18世纪初输入美洲.
这种中国产品极受欢迎,终于取代了欧洲家庭中原来使用的昂贵的丝、皮帷帐和挂毯,使一般家庭也和富贵邸宅一样得以添增生活乐趣.
中国人普遍用纸来装饰居室的各种途径还有折叠屏风、挂轴、对联和年画等,都使中国居室洋溢着高雅宜人的气氛.

纸的妙趣历来在无数诗文中得到证明,不仅提到纸的起源、性质和外观,也讴歌了它的各种用途.
其中年代最早的是傅咸(239-293年)写的《纸赋》:盖世有质文,则治有损益.
故礼随时变,而器与事,易.
既作契以代绳兮,又造纸以当策.
犹纯俭之从宜,亦惟变而是适.

夫其为物,厥美可珍;廉方有则,体洁性贞;含章蕴藻,实好斯文.
取彼之弊,以为此新.
揽之则舒,舍之则卷;可屈可伸,能幽能显.

若乃六亲乖方,离群索居;鳞鸿附便,援笔飞书;写情于万里,精思于一隅.
(注:见《全晋文》,卷五十一,第五页)过了一千多年以后,第一首以欧洲文字所写讴歌造纸的诗方才在汉斯·萨克斯(HansSachs,1494—1576年)所著的一部技术性的书中出现.
这首诗主要叙述了由破布到纸张成品的工艺过程,于1568年出版,并附有一幅由约斯特·阿曼(JostAmman)所刻的版画,这幅版画画出了造纸者正在以主要工具造纸的实际情况,它是这方面最早的一幅插图.
不久以后,在1588年出现了一首托马斯·丘奇亚德(ThomasChurchyard,约1520—1604年)用英文写的描述造纸的诗.
原诗一共有353行,表达了与《纸赋》类似的感受,只在技术细节上有所出入.
其中有几行谈纸的功能颇具特色:我讴歌最先造纸的人,纸才能把一切美德传诵;它产生新书并使旧著贵重;它的价格低廉,世间更无他物可比;虽然羊皮幅宽耐使,也不能把纸来排斥;纸还能在人间普遍传流,羊皮只能为少数人拥有.
二、印刷术对西方文明的影响15世纪后期及16世纪早期,印刷术使书籍成本降低得以大量出版发行,这对欧洲人的思想和社会都有深刻的影响.
它激发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精神,而这两项运动又反过来进一步促进造纸和印刷术发展,直到形成兴旺发达的出版工业.
印刷还有助于民族语文和本国文学的建设,甚至也助长了民族主义.
印刷术还使教育普及,各地文盲减少,增加了社会流动的机会.
简言之,西方世界现代文明进程中的几乎每一项成就都以不同方式与印刷的引进和发展有联系.

大量出版各种著作,增加了它们流传和保存的渠道,防止了由于收藏孤本不善或损坏导致著作散佚的可能性.
实际上,印刷的好处远远不止此.
书籍广泛发行并扩大公众阅读意味着教会对知识的垄断受到了局外人的挑战,包括来自已成为书籍重要读者的律师、商人、小贩和工匠的挑战.
过去唯有宗教著作独霸书库,如今其地位已逐渐为人文作家的作品所取代(注:欧洲在1450至1500年间,总共印刷了1万—1.
5万种著作,计3万—3.
5万版,约2千万册,其中约70%用拉丁文印,其余则分别用意、德,法和佛兰芒文印,内容45%是宗教著作,30%为文学读物,10%为法律书籍,10%为科学作品).
读者面不断扩大,书籍的题材也五花八门,就使学者不断在过去奉为神圣的典籍中觉察到了许多古人不能自圆其说的矛盾,削弱了认为旧说都是至论的信心,从而为发展新的学问扫清了道路.

由印刷术所引起的文本的标准化,与所有手抄本中要出现的不可避免的讹误适成对照.
当然印本中也不能绝对避免出现差错,然而付印前可以反复校读,印出后仍有差错时还可以补发勘误表,以便于再版时改正.
早期印刷工的编辑功能所带来的书籍形式的系统化程度是抄本办不到的,它逐步使读者养成一种系统思考的习惯,促使他们在分散的学术领域内组织知识.

欧洲印刷的发轫与宗教改革有密切的联系.
马丁·路德在提到印刷时认为"它是上帝无上而终极的恩典,使福音得以遐迩传播"(注:Black,M.
H.
'ThePrintedBible'.
P.
80ff.
Cambridge.
1963),1517年马丁·路德发出声明之前,宗教改革的条件业已存在.
这时,已经用通俗的文字出版了一定数量的《圣经》.
这就使人相信,凡夫俗子也能学到并懂得福音的真理,并有可能使宗教信仰因国家情况不同而变通,与罗马教会的国际性的、但却是标准的信仰形式适成对照.
新教运动的最初动机是设法纠正教会滥用特权,特别是纠正教会出卖免罪符.
因为印刷术使这种行为更加扩大,教会大量制造免罪符成了一种赢利的勾当.
然而在另一方面,印刷术也使新教运动的观点能够以小册子、传单和宣言的形式广泛流行.
确实,要是没有印刷术,要么新教运动的范围就可能局限于某一地区,不可能壮大为规模恢宏的国际运动,也就不可能结束僧侣垄断学术的局面,进而消除愚昧与迷信,使西欧得以从中世纪的黑暗时代中解脱出来.

虽然在印刷术问世之前,通俗文学业已存在,但是印刷术问世后立即对通俗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6世纪以前西欧各国的口语已经发展成不同的文字,到17世纪即已演变为近代的形式.
有些中世纪的书面语言也就在这一过程中消亡.
一度通行于各国的拉丁语文也开始收缩使用的场合和范围,后来更成为濒于消亡的语文.
各国的专制君主和大臣也普遍赞成统一民族语言的倾向.
作者们也都面临选择最佳文体来表达思想的问题.
出版商当然鼓励使用通俗文字,这样才能使书日益畅销.
由于书籍用民族语言出版更容易些,印刷术便固定了每种语言的词汇、语法、结构、拼法和发音,使之更加便于使用.
小说出版并广泛发行后,通俗语言的地位也就得到了巩固,反过来又方便了民族文学和文化的发展.
这一切又促成了民族意识的确认并导致了民族主义.

普及教育和扫除文盲也离不开印刷术.
书籍价格降低便于购买后,就使更多的人能够阅读,终究会改变他们的世界观和社会地位.
书籍普及自然会使人民的识字率提高,又反过来扩大对书籍的需要量.
此外,工匠们又可能从早期印刷的手册和广告中得知,如果能为自己的行业印刷一些手册和广告就可以名、利双收.
这样,就又提高了工匠们本身的识字率.
这样印出来的手册中,显然也会包括一些识字和写作的初级自学课本,这更扩大了书籍的销售量.
名人传记中不乏资料说明印刷能为地位卑下的人提供改善社会处境的机会.

三、印刷术对中国书业的影响印刷术在中国也和在西方一样,使书价降低扩大发行,也使各种门类的书籍和资料能够赢得更多的读者.
这一切都对中国学术界和社会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影响.
10世纪印刷术大规模兴起后,书籍的发行量大增,例如,仅在华东某一狭小的区域内不到半个世纪中就出版了将近50万份佛经和图像(注:937至975年,吴越国印了三种不同文本的经咒,每种印了8.
4万份,还印了十几种别的经文、符咒和图像,包括14万份佛像,使总的印刷量达到40万份).
有宋一代,就向全国及国外发行了6种不同版本的佛藏,每种版本都要雕成几万块印版(注:这几种版本的佛藏,每种都在5-7千卷之间,每卷有10-15张双页,就需要雕刻6-8万块印版,大约有一半是双面雕刻的).
同时出版的还有道藏.

在中国,也和在世界其它地方一样,宗教曾经是推进印刷事业的动力.
但是一旦印刷技艺达到更加纯熟精美的程度后,宗教出版物的垄断地位就逐渐为非宗教的出版物所侵占,宗教出版物的百分比开始下降.
这种情况和后来发生在欧洲的情况如出一辙.
早在10世纪,冯道就借用了佛教徒的印刷技艺来印刷标准文本的儒经,不再把它们刻在石碑上了.
从此以后,经、史及其它著作的出版就日盛一日.
宋朝在988年开始从事一项大规模出版计划时,国子监中所存的印版只有4千块,但是到了1005年宋真宗询问进度时,国子监祭酒邢昺回复说,国子监中已经有了印版10万块,内容包括一切种类的经、史的正文和注疏(注:参阅《玉海》,卷四十三,第十八页).
这真是很大的成就.
它说明,当时仅仅是中央官办的印刷机构就能在不到20年内使印刷量猛增25倍.

印版可以反复使用,有时甚至可以连续使用数百年至漫漶不堪或损毁时才算罢休.
由于经常使用,对每副印版一共印了多少份却缺乏统计.
看来各种印版的使用数之间有很大的差别,对发行范围较小而学术性较强的著作也许印数较少,对需要量较大的普及版本则可能有上万份.
据一位现代学者估计,一般第一次印刷都是印30份,每块新版可以印到1.
5万份,修补后又可加印1万份.

1574年以铜活字重印宋代《太平御览》一千卷时,在卷末注明共印100部.
如果这部特殊类书的印数也适用于别的大部印本,则不妨估计当时每部新著或每块印版的印数也大约是100份(注:另一部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共5020卷,10亿多字,首次于1728年间印刷时用的是铜活字,1890年改用石印印了100部.
此外,收书134种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于1774年左右印了300部,翟金生还在1847-1848年以陶泥活字印了友人的诗集400部).
这个印数也许也适用于其它时代的印本,因为直到19世纪中叶,印刷的方式并无大的变动.

虽然找不到每块印版印数的确切记录,但是对生产成本及印刷节省的费用却还能略知一二.
某些版本上对所用材料、人工和租用印版的费用都有详细记录.
例如,宋代1147年于黄州印刷王禹偁(954—1001年)的全集《小畜集》8册30卷163,848字,就使用了432块印版.
至于生产成本,则每部用纸448张、青裱背纸11张、大幅纸8张,计260文;墨、刷子及印版租费计500文;裱装费430文.
除纸张成本外,每部成本包括人工、租费及其它费用共1136文.
每部售价为5千文(注:这种情况,可以在明代仿印的宋版书后面得知,见叶德辉的《书林清话》,第144—145页.
从这里所提出的数字来看,纸448张应该是每一邡书的用纸量;448张纸除印432块印版外,还要用门纸两张来作8册书的扉页,剩下的就用来作书皮及装裱了.
此外的成本,显然就指印刷每部书的平均租版费和工价了).
从这些数字中,得出单项成本的平均数:租用每块印版加工具的成本约为一文,印刷和装订每一叶的成本又是一文,这部书的零售价每册约600文.
同一时期中,别的著作的零售价则大约为300-400文(注:1176年刻印《大易粹言》20册的成本为每部8000文;1184年刻印《汉隽》2册的成本为每部600文;见叶德辉的《书林清活》,第143页).

元代印过一部《金陵新志》,共13册15卷,印刷成本合中统钞银为7,179,899两.
没有资料提到这部书一共印了多少部,看来成本颇高(注:《金陵新志》的序言中提到全部成本为银143锭,29,899两,每锭银为50两;在元代,每两银子值钱2万文.
如果这部书印了100部,每部的成本就要72两银子或14万文铜钱.
这不能不令人联想到元朝史治的腐败情况,见《书林清话》,第178-179页).
明代印书的成本比这要低得多.
1640年左右毛晋(1599-1659年)刻印"十三经"和"十七史"时,每镌刻100字的工价仅为20文.
毛晋以他著名的汲古阁的名义一共印了约600部书,共刻印版20万块(注:《书林清话》,第185-186页).
清代后期(约1875年),湖南缮写刻印100字的成本约为50—60文,19世纪上涨至80—90文,20世纪初年又涨到130文.
但是.
湖南、江西和广东女刻工的工价据说就极为低廉,每100字仅为20—30文(注:《书林清话》,第186页).

比起费时费工的手抄成本来,印刷成本就要低廉得多.
例如,抄写儒经白文100万字,,即使抄写者每天能抄写1万字,也要100个工作日才能竣工.
当然在印版上刻字要慢得多,但刻成后就能以每部低廉得多的印价大量出版.
印刷比起手抄来究竟能降价多少,则可以拿同一时期中印一部书的成书和手抄一部书的成本比较.

9世纪唐代后期,以抄书为业者的工价为:每抄写一卷5千—1万字的书付钱1000文.
这在敦煌发现的佛经上可以得到证明.
这些工价有时写在经文后面,格式一律.
唐代著名的女书法家吴彩鸾(盛年827—835年)抄写《唐韵》的润格,大致是这里上下两限的平均数.
大约在同时,日本的圆仁法师(793—864年)于838年在中国购得一部四卷本的佛经,仅用去540文,与手抄本相较显得特别低廉,因而一般认为这一定是印本.
如果真是这样,则印本的平均成本约为每卷100文,说明印本与抄本成本的比率为1:10.

后代这种成本的比率大体维持不变.
例如,根据记载,1042年宋朝印制历书的成本为3万文,而先前手抄的成本为此数的10倍(注:见《续资治通鉴长编》(1961年,台北),卷一二,第十八页).
明代作家胡应麟(1551—1602年)说,如果坊间买不到某部书的印本,则抄本要用去10倍的代价.
每部印本书问世,抄本即无人问津,只有被搁置(注:见《少室山房笔丛》(1958年,北京),卷四,第五十七页).
这一切都说明,在16世纪末年以前,印刷术已经使书籍的成本降低了90%.
当然这只是总的情况,各不同时期的价格会有所波动.

印刷的发展,自然使校勘更为重要,这样才能使版本更为可靠.
印本一旦出版就无法改动,发行面也会很广,因此,学者在最后付梓以前总是小心翼翼,尽量想通过校核避免讹脱衍误.
版本的校勘就成了许多学者专心致志的事业.
他们有的在宫廷官府机构中担任这项工作,有的则独力进行.
一般在付印前至少要经过四次校对:分别在把文本抄录完毕转移到木板上去之前、找出错误并加改正之后、镌刻以前及第一次印样出来之后进行.
由于一般都要经过不厌其详的校对工序,就使这样的印本比抄本更加受到重视,因为抄本很难避免笔误.
读者之所以挑选印本,除了它价格低廉外,它的文本较为可靠也是一个原因.

1230或1300年左右刻印"九经三传"时所作的准备工作,是认真校勘的典型.
校勘时,参阅了约23种不同的文本,还特别制订了《九经三传沿革例》来作为准则,对选本、字体、注文、音释、句读、段落次序审核及异文的注解均作了详细的规定.
这套刻印于河南相台的"九经"历来受到高度的评价,目为继承古学的里程碑及印刷优良、校勘精审的典范.

印刷除了使所印书页在某些特点方面可能较抄本略有不同外,并未使书的外形有任何大的变化.
9世纪后期书籍由卷轴演变为册页装,主要是由于纸卷不便于展开阅读而不一定是印刷的结果.
手抄本除刻意模仿印本者外,一般在纸面上找不到后来加到印本书页上去的那些特点,包括中线和版心,指示折缝的"鱼尾"和"象鼻'.
有时印页上还注明刻工的姓名和本页的字数.

印本上有一项重要的特征,就是加上了刻印者的牌记或商标.
一般可以在扉页的背面或目录后面找到它.
牌记的形式为用边线划出来的一小块面积,上面写满了文字,面积一般为长方形,有时也呈现葫芦形、鼎状或圆的印鉴状.
文字的肉容是刻印的年月、地点、刻印者的姓名,有时还注明刻印的方法或加上广告.
然而,印本外表上最明显的变化还是出现在字体上.
16世纪中叶,字体由端正的手写体演变为印刷体.
这种印刷体又叫做宋体.
它的特点是结构平直方正,直线多而弧线少.
由于它较易镌刻,嗣后即为各代刻工所沿用,只是有些时候出现轻微的变化而已.
现代金属活字的字体就是由它演变来的.

随着印刷业的兴盛,自然就在全国形成了一些印刷中心.
只要某地能找到熟练的刻工和热心的操办人,当地就会形成印刷的中心.
上文提到过,宋代的印刷业中心除浙江杭州和河南开封这两座都城外,福建建安和建阳的坊刻历数百年不衰,四川眉山则直到明代还是印刷兼文化中心(注:宋代56所刻印书籍的书坊中就有55所在杭州、建安和建阳).
有宋一代所印的约1,500种书籍中,凡是知道印刷地点的什九都是在印刷中心所在的省份中刻印的(注:总共1478种书籍中有614(42%)印于两浙(现浙江),231种(16%)印于福建,199种(13%)印于江南东西路(现江西、江苏),171种(12%)印于京畿(现河南),124种(8%)印于成都(现四川)).
现在看来已很清楚,印刷业繁荣与否与政治状况、经济实力、文化传统与原料供产有关.

然而书商所最关心的是书的销路,至于印本是否偶有差讹,印工是否精良则均在其次.
这也难怪,书商最乐于承印的是普及读物,如日用常识指南、尺牍、通俗小说戏文、童蒙课文及便于查索的参考资料等.
这些读物之中,坊刻的数量远远超过官刻及私刻者.
官刻及私刻的主持者对刻印此类通俗读物不免有所顾忌.
话虽如此,书商在普及教育和扫除文盲方面还是功不可没,因为他们刻印的普及本价格低廉可以人手一册.
如果没有这些普及本,有些读者就会买不起书,也会买不到书.

四、印刷术对中国学术和社会的影响中国文化在许多方面有广泛的文献传统,它以其多产性、延续性和多样性而在世界文明中与众不同.
中国文献在其硕果累累、持续时间之长以及不问断与广泛传播知识方面是独一无二的.
从上古起,大量的著作和文献就已问世并得以流传,特别是史书和各种编年记录几乎迄无中断的连续至今.
谈到它规模的恢宏,则往往一部著作就洋洋数百万言.
敬惜文字是一种功德.
从古代起的几千年之中,皓首穷经不但是中华的传统,也为东亚各国人民奉为圭臬.
这种崇尚文字的本本主义传统,使得中国所产生的抄本和印本直到17世纪末年以前还比西方多得多.
这种传统也促使中国人很早就发明了造纸和印刷术.
这两者又使中国的文化遗产得以千百年来延续不绝.

到了宋代,印刷的大规模生产、发行和使文字得以永存的力量引起了经学的复兴,也改变了治学和写作的方式.
唐朝奖掖佛教和道教,它在诗学方面的成就使唐诗成为一代瑰宝.
与之相较,宋代则由于考据、艺术、考古、物质文明和科学方面的成就奠定了它在中国历史上风骚一代的基础.
宋代儒学的复兴既表现在对儒经作出了新的解释和儒经大量出版上,也表现在语言文字学、考据、大量编写通史和地方志及版本目录学方面的研究成果上.
儒学的复兴,显然标志着中国传统思想和政治哲学的胜利.
朱熹(1130—1200年)等宋代理学倡导人的学说直到19世纪末受到西方思潮和制度的挑战之前,都是中国社会生活的指导准则.

上面讲过,中国在发明印刷术时曾经受到过大量复写佛经这种社会需要的推动.
至于儒经和其它学术文献的印本,则要在发明印刷术两三百年以后才出现.
当时已是10世纪,中国南北方正在酝酿着两项大量刻印儒经的计划,均无疑标志着儒学的复兴.
932年,后唐宰相冯道(882—954年)主持刻印"九经";953年,后蜀大臣毋昭裔又家刻儒经.
这两项计划,各有重要的意义.
冯道的倡议使国子监成为刻印和向全国发行经、史、儒经课本及其它书籍的官方机构,使政府成为最有影响的印书业主之一.
毋昭裔的业绩则成了儒家宣传印书功德的典型事例.
从此,几乎一切官刻、家刻和坊刻都由儒家学者主持.

儒学的复兴,使各地林立的学校和书院平添无限动力.
这些学校为科举考试培养人材,而科举考试又以儒家著作和思想为基础.
两宋的都城开封和杭州就设立了三座和三座以上的高等学府:太学平均有应试录取的生徒2,000人;国子监招收各级官员子弟200名;四门学入学者是一般家庭的子弟.
宋代各地官、私院校在1000所以上,几乎遍及各州县.
国子监在中央政府的印刷事业中起主要作用.
各学校也刻印教材、字典、史书、子书及医书.
有宋一代仅国子监刻印的书籍即不下250种,各地学校所刻则超过300种(注:国于监所刻印的256种书籍中,有108种经书、61种史书、83种子书、4种文集;各地学院及其它机构刻印的324种书籍中,有83种经书,81种史书,87种子书,73种文集;私学刻书17种;书坊所刻128种).

印刷对中国的科举考试无疑起了协助作用.
科举考试为政府在儒生中甄选人材,这种考试制度可以上溯到汉代乃至更早一些,但要到唐宋两代它才充分发挥作用,实际是到了宋代才进一步完备.
此时应试人数激增,朝廷身居高位的官员中的进士两倍于前朝.
宋代通过考试人数增长的速度更是可观.
从宋初到宋末,入京考中进士的人数增加了三倍,整个宋代进士的总人数达4万人以上.
为了入京考中进士必须先通过乡试中举.
这也不容易.
但是12世纪的举人总数估计即有20万名,13世纪达到40万名.
再把高等学府和各地院校生徒的人数加上去,宋代知识分子的总人数一定非常可观了.

各级科举考试着重考查以儒家学说为基础的文、史和学术知识.
为准备应考而必须读的书有儒家的经、史以及工具书如字典、类书和辅助考试的范文,乃至可带入考场的一些袖珍本.
对以上这类书籍的巨大需求量就似乎足以说明宋代为什么刻印那么多的课本等材料了.
上面说的两次,大量刻印儒经之举,必然也是考虑到印本的方便和价廉而决定的.

印刷术和科举之间的确切关系还可以从下面的现象中得到证明,凡考中进士的人数最多的地区也正是当地印刷的数量最多的地区.
例如,宋代全国东、南、西、中部五个最突出的省份中考中进士的人数占全体进士人数的84%,同一时期中,这五个省印书的总数为全国印本的90%(注:两浙(现浙江),福建,成都(现四川),江南西(现江西)和江南东(现江苏)路就出了全体28,926名进士中的24,172名,这几路在宋代所印的1,303种书籍中就印了1168种).
从另外一方面看,西南部某一贫瘠的省份考中进士的人数最少,所印的书籍也最少(注:贵州省(今贵州)只有103名进士,也只印过两部书).
这种书籍与考试间的相互关系清楚地说明了印刷对普及教育与提高学术水平所作的贡献.
反过来说一样,考试制度也促进了印刷业的发展与繁荣.

科举考试提供了一个公平的制度,把各个社会阶层和不同地区的合格人材选拔到政府中来供职.
聪慧的人材,哪怕出身低微也能登上考试的竞争阶梯,并终究会成为中国官僚政府中主要的行政长官之一.
这种考试制度总的说来是公平的,这可以从以下的事实中得到证明:在宋代,大部分通过考试的人都出身于与官方并无瓜葛的家庭.
书籍得以发行到较贫寒的人士之手,就在一定程度上为他们通过考试制度由社会低层向上攀登创造了条件,尽管社会上贫富分化愈演愈烈,由于印本书籍远比抄本低廉,也能有助于做到需要者几乎可以人手一册的程度.

印刷在西方主要是一宗获利的买卖,然而在中国社会里它却具有强烈的道德涵义.
一个人如果能够保存和传播知识,就无疑是一种功德,如果他积下了这种功德,就会在政治上受到善报,赢得群众的支持.
儒家基本教条之一就是崇敬古代圣贤的著作,秦始皇在公元前212年焚书一直被儒家学者强烈谴责为历史上最无可宽恕的罪行.
汉代以后,几乎一切统治者都把儒教当作治国的根本原则,从登基之日起,就以收罗和保存古籍为己任.
对一般人来说,这样做乃是一项美德,可以为家庭和本人获得荣誉.
《书林清话》的作者叶德辉在这部著作的第一章中,就开宗明义举出了中国历史上的许多事例来说明印书对于造福、对于乱世保全财产以及赢得他人的崇敬都至为紧要(注:这些故事中的一则谈到蜀国的宰相毋昭裔家刻儒经,结果在965年蜀国为宋所灭后仍能为他全家和后代赢得政治地位和财富,相比之下,其他许多蜀国的权门不是被杀就是罹祸入狱.
见叶德辉的《书林清话》,第1页起).
此外,还特别强调刻书和印书人要注意使版本正确可靠,否则纵使不会在人间受罚也会受到鬼神的恶报(注:洪迈(1123-1202年)就说过,有四名刻工由于篡改了一部医书中的处方遭到雷轰,见洪迈的《夷坚志》,第八十九页).
显然,从事印刷在中国主要不是为了谋利,在中国社会中,促进和发展印刷事业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把它当作一项道德义务.

五、结束语一般说来,纸和印刷术在东方和西方都为类似的目的服务,然而它们对两种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
看来,纸在中国比在西方起了更大的作用.
中国人在文献中很少谈到印刷,然而对纸就不一样,从很早的时代起就以纸为题材歌颂纸的品质和用途.
帝王把纸赐给学士和大臣作为无上的荣誉和奖赏,而纸和笔、墨、砚一起成了文房四宝.
这样看来,在中国社会中纸就不是一般的商品,却总是和声望与学识有联系.

中国很早就把纸用于书写和成书,是文明史上划时代的一步.
如果没有纸,就肯定不会有印刷术.
上面谈过,纸在中国还产生了更深远的影响:它有助于延续中国的文化传统,美化中国的艺术,在商业中为管理和交易铺平道路,并且在改善家庭和其它日常生活环境方面起了不小的作用.
用上纸后,各地的人们才觉得生活得更容易、更方便、更满意.

在中国和欧洲,印刷都对书籍的生产起着相似的作用,然而它对两种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则在规模和方式上有所不同.
当然它在中国和欧洲都使书价降低,产量激增,发行更广,使著作标准化和更便于流传保存.
然而在其它方面,中国和欧洲的印刷就以不同的程序朝不同的方向发展.
久之,在西方,印刷术逐渐机械、精密化,终于成长为大规模生产和发行的强大的出版工业.
但是在中国,印刷却继续以手工方式进行,直到现代以前,在技术上始终没有什么重大的改变.

谈到印刷对文化生活和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则东西方又有某些相似之处,都曾促使文化发展,使读书人感兴趣的研究题材更加广泛,也都曾使重心由宣传宗教转移到正统的学术方面来.
印刷使教育普及、文盲率降低、文艺更加丰富多彩,只是东西方在程度上略有出入而已.
但是在西方,印刷还产生了知识界动荡,发展了各国民族的语言,并使各国都用本国文字来从事写作.
而在中国,则情况正巧相反,印刷术使书面语言更具有持续性和普遍性,因而成为维持文化传统的重要工具.
这特别表现在为科举考试而印刷儒家经典及类似材料上,因而成为相对稳定的中国文化与社会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还有另外一项差别,中国文化总是有广泛的文献传统,而西方文明则直到中世纪结束以前只拥有极有限的书籍遗产.
可是欧洲摆脱黑暗时代后,知识界的觉醒导致了对书籍的巨大需求.
一旦有了印刷术,就最大限度地用来出版书籍.
在这方面就和中国的印刷术不一样了,中国只是为了眼前的需要印刷适当数量的书,并不大量积存于库内.
加之,中国的印刷业一般都由政府和不谋利的私人机构所主持,而欧洲印刷业常常作为谋利的商业而运营.
看来,不同的印刷动机使这项发明对社会产生的作用也有所不同.

总之,欧洲的印刷业从16世纪起就开始急剧发展,支持了思想上和社会上许多激烈而急进的改革.
反之,中国和其它东亚国家的印刷业的发展却相对稳定如常,在稳定的传统内没有发生较大的变化.
这种不同反映了东西方文化不同的特征,特别表现在对待物质生活的不同态度上.
中国社会长期受儒家学说所支配,其所关心的主要是借助道德和伦理教育维持正常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社会秩序,而不是追求物质上的改善和社会上的重大变革.
中国历史上,特别是从13到19世纪的长时期内,这种社会和文化的高度稳定性与同时期内西方生活中的长期变动和知识界的动荡形成极强烈的对照.
中西方这种不同的环境必然对印刷的作用产生影响.
在这种意义上,不但印刷的进展取决于当时的政治和社会条件,它也会对这些条件产生同样的影响.

(刘祖慰译原注有所删略)(四)潘吉星:《天工开物译注》导言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书,包括《天工开物》译注及原文两部分.
前者将该书译成现代汉语并加注释,后者对原著加以校勘、标点.
为使全书结构更为严密,我们对各章次序及有关节的位置作了技术上的调整,文字仍不变动.
《天工开物》原著是三百五十多年前明代科学家家宋应星(1587-1666)写的一部优秀的插图本科技著作.
当读者读到此书时,会对其中内容及插图感到格外亲切与熟悉,因为不久前兴们还在南北城乡看到大体类似的生产情景.
虽然因科技的进步,大部分工农业生产已用科学手段和机基进行,但手工生产仍作为辅助手段继续存在,这在外国也是如此.
我们相信这部书至今还会引起广大读者的兴趣.

一、《天工开物》的成书、内容及其体例此书出现于十七世纪三十年代(1637),即明代末期.
当时欧洲处于文艺复兴时代,封建走向崩溃,资本主义正在兴起,随之而来的是科学革命和技术的迅猛发展.
这是历史大变革时代.
社会、经济和科学文化等方面的这些大变动,好像一次巨大的地壳运动,在地球另一边的中国发发生了反响.
史学家把十六、十七世纪的中国称为"天崩地解"的时代,认为该时代的思想家具有"别开生面"的特色,不无理由.
中国封建社会到明中叶已进入其发展的后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内部也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表现在社会经济关系及工农业内部结构中.
这些新情况的出现,无疑促进了科技的发展,从而使明代有不同于前代的特点.
《天工开物》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
明代科学巨匠李时珍(1518-1502)、徐光启(1562-1633)和宋应星等人,虽与欧洲同时的伽里略(G.
Galilei1564-1642)、维萨里(A.
Vesalius1514-1564)和阿格里柯拉(G.
Agricola1494-1555)等人相距遥远,然而中国科学界毕竟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了这场全球性的科技复兴运动,并作出其力所能及的贡献.

明代农业和手工业各部门继承了前代的技术发成果,又从国外引进并在国内推出不少新产品和新技术,在传统基础上有进一步充实、发展,生产技术水平全面提高.
明代科学同样如此,由于西洋科学技术的引进、消化,使传统科学注入新鲜血液,技术科学也全面发展.
这是在历史上集传统科技之大成的总结性阶段,便又充满着新时代的气息.
《本草纲目》、《农政全书》及《开工开物》就是这个时代的代表作,作者们具有与文艺复兴时期西方科学巨匠类似的气质,他们多才多艺、学识渊博,有长途旅行的经历,在不同专业领域内放出异彩.
他们对各种错误观念持批判态度,注重实践并基于自身观察、调查和试验从事写作,决不停留于故纸堆中.
同时他们又向科学界灌输了一些新的思想和精神.
这些特点都可在《开工开物》中找到.
与《崇祯历书》不同,《开工开物》是道地的中土产物,是反映明代社会和科技的一面镜子.
此书主要根据作者在南北各地的实地调查而写出,就象阿格里柯拉的《矿冶全书》(DereMetallica)那样,因而具有直观的生动性和真实性的特点.
三百多年前一位曾五次追求进士功名的举人宋应星,为什么居然会写出这样一部书呢很简单,他前半生在科举方面历尽坎坷,从切身经历中认识到读书人只埋头"四书五经"而缺乏实际知识,饱食终日却不知粮米如何而来,身着丝衣却不解蚕、丝如何饲育及织造,这才是儒者之耻.
当他达到这一认识后,便毅然与科举决裂,转向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的实学,向工农群众请教,及时记录下技术知识并加以提炼,从而完成这部杰作.
《开工开物》是作者任江西省分宜县教谕(教师)时于崇祯九年(1636)写成的,当时他经济状况不佳,没有钱买参考书,没有地方接待同道讨论学术,只在这小县城内简陋的房间里据调查资料、参以手边仅有图书而写作.
成书后又无力出资刊刻,幸而老友涂绍煃(1582-1645,字伯聚)(注:关于涂绍煃事迹,参见拙著《明代科学家宋应星》,57-59页(科学出版社,1981)及《宋应星评传》,194-198(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伸出援助手,使该书于次年(1637)出版于南昌府.
这是该书的初刻本,简称涂本.
我们这次译注、校勘《开工开物》,便以此本为底本.

涂本《天工开物》分上、中、下三卷,各装一册,印以竹纸.
全书有18章,约六万二千字,插图123幅,上卷有六章,中卷七章,下卷五章.
每章都从古代典籍中找出古雅的二字组成的词来命名.
每章首都有"宋子曰"一段作为引言,对该章内容作提要性叙述,接下是正文,各章正文末尾附以有关插图.
上卷分《乃粒》(谷物)、《乃服》(衣料)、《彰施》(染色)、《粹精》(米面)、《作咸》(食盐)、《甘嗜》(制糖)六章,中卷有《陶埏》(陶瓷)、《冶铸》(铸造)、《舟车》、《锤锻造》(锻造)、《燔石》(非金属矿石烧炼)、《膏液》(油脂)及《杀青》(造纸)七章,下卷有《五金》(冶金)、《佳兵》(兵器)、《丹青》(朱墨)、《曲蘖》(酒曲)及《珠玉》五章,涉及工农业各生产领域,堪称技术百科全书.

此书从《乃粒》开始,而以《珠玉》殿后,是作者的有意安排.
前者与民食有关,至为重要,故列于全书之首,后者无关国计民生,故置于书尾.
作者解释说:"卷分前后,乃贵五谷而贱金玉之义".
这体现了他写此书的一个主导思想,六世纪中叶农学家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也有类似提法,可见这种优良传统由来已久.
宋应星赞赏这种思想,还表现在他将自己的书斋取名为"家食之问堂"上.
"家食之问"典出《易经·大畜》,意思是研究在家自食其力的学问,而不以有官禄为生,转义为研究实用技术.
从书的内容来看,与食衣有关的章节描述得最为详细,篇幅占全书一半有余,其次是金工、陶瓷、造纸、车船部分,而制曲、珠玉等均居末位,篇幅不大.
按理说还应有一章讲漆器,也许作者因其不切实用,故略而不提.
书中所述均以某种技术最发达的地区为对象,如景德镇的白瓷、闽广蔗糖、嘉兴与湖州的养蚕、江西的水稻、淮安盐场的海盐、苏杭的丝织、福建的竹纸等等.
作者必身临其境,否则无从写起,插图也非杜撰可成.
宋庆星放眼祖国大地,胸怀南北河山,对国民经济各领域都有所触及.
从东北林区捕貂到两广南海采珠,从华东盐场晒盐到新疆和田采玉,广阔神州一幅幅壮观生产图景尽收书中.
如此全面的技术著作,为中国有史以来至有明一代所仅见.
现将其各章内容简介如下.

上卷:《乃粒》主要论述水稻、小麦的种植、裁培技术和各种农具、水利机械,旁及黍、稷、粟、菽(豆类)等谷物.
对南方种水稻技术,价绍得特别详细.
《乃服》文字最长,实际上占了两章的篇幅,分为养蚕技术及丝织技术,这是本章的核心,包括各种技术要点、工具、织机构造等.
其次旁及棉纺、麻纺以及西北的毛纺.
《彰施》介绍各种植物染料及染色技术,着重蓝的栽培、蓝淀的提取及从红花中提制染料的过程,此外涉及各种染料的配色及媒染方法.
《粹精》主要论及水稻、小麦的收割、脱粒及加工成米面的技术及工具,旁及其余杂粮的加工.
《作咸》着重叙术海盐、池盐、井盐等盐产地、制盐技术及工具,尤详于海盐及井盐.
《甘嗜》则以福建、广东甘蔗种植、制糖技术及工具为重点,同时兼及蜂蜜及饴糖.

中卷:《陶埏》介绍砖、瓦及白瓷的烧炼技术,从原料配制、造坯、上釉到入窑都予以说明,尤详于景德镇烧造瓷器的技术.
《冶铸》是中国古代技术书中有关铸造技术的最详细的记录,着重谈铸铁锅、铸钟及铸铜钱技术,包括失蜡铸造、实模铸造及无模铸造三种方法,所绘示的工艺图极为珍贵.
《舟车》用技术数据记述各种船舶及车辆的结构及使用方法,船的部分详于内河运粮的漕船,而车同着重介绍北方的国轮大马车,旁及南北方的独轮车.
《锤锻》则系统叙述锻造铁器、铜器的工艺过程,从万斤的大铁锚到轻细的绣花针,还有各种金属加工工具如锉、锯、刨等都包括在内,对金属热处理及加工技术也作了介绍.
《燔石》重点讨论烧制石灰、采煤和烧炼矾石、硫黄、砒石的技术,对煤炭分类、采掘、井下安全措施,都有可贵的记载.
《膏液》则论述十六种油料植物子实的出油率,油的性状、用途,及用压榨法与水代法提制油脂的技术,旁及桕皮没制法及用桕没制蜡烛的技术.
《杀青》则叙述纸的种类、原料,尤详于论述造竹纸及皮纸的全套工艺过程及设备,并提供了造纸技术操作图.

下卷:《五金》提供了关于金、银、铜、铁、锡、铅、锌等各种金属矿石的开采、洗造、冶炼、分离技术,还有各种金属合金的冶炼.
这都是少有的可贵记载,生产工艺图尤其可贵.
其中不少是中国人民的创造发明,如灌钢、以煤炼铁、直接将生铁炒成熟铁、用大型活塞风箱鼓风,及分金炉、大型反射式炼炉等.
《佳兵》先叙述冷武器,详于弓箭制造,简单介绍了弩机.
其次是火药及火器,着重介绍提硝法、鸟铳、万人敌(地旋式炸弹).
其余火器仅有名目或简略提及,对火药配方及配制言之过简,火箭竟略而不及.
火药及火器部分,此书不及其它明代兵书详尽.
《丹青》主要叙述朱砂研制,从天然丹砂炼水银,再从水银与硫重新提炼为银朱的技术.
制墨部分着重于松烟墨原类碳黑的烧炼,旁及油烟墨.
《曲蘖》只介绍洒曲制造,不谈酿酒,作者认为"酒流(饮酒过度)生祸",主要介绍酒母、药用神曲及丹曲(红曲)所用原料种类、配比、制造技术及用途,对红曲发酵过程中颜色变化有生动叙述.
《珠玉》叙述珍珠、宝石及玉的开采,兼及玛瑙、水晶及琉璃.
本章在解释殄宝玉器形成时常有不正确叙述,但所介绍的深水、深井操作技术则相当有趣.

作者本想还将其《观象》、《乐律》二卷附于书中,但临梓时又删去,料想是保持全书内容协调.
按"贵五谷而贱金玉"思想安排有关章节顺序,这是可贵的.
但从各章现有次序看,似乎示及考虑有关章节之间的内在联系.
从逻辑上讲,谈金属工艺时,应先讲冶炼,接着是铸造、锻造,但事实上是铸造及锻造二章放在冶炼章之前,且二者中间插入不相干的《舟车》,另外金工三章分置于不同卷(册)内.
其次,讲谷物种植后,应接着是谷物加工,而实际上这两章被衣料及染色二章隔断.
没脂、制盐、制糖均与食有关,三章应紧密衔接,但却被锻造、《烧石》及造纸三章切断,显得不协调.
铸造与锻造至少应选取后相连,却反被"舟车"拦住.
从业务性质来看,纸与墨总是不可分的,但偏被冶炼、武器二章分割.
从全书体例看,有关衣食各章应同属一卷,其余手工业各章则按其内在关系依次置于以下二卷.
事实则与此相反.

为什么会出现上述问题我们料想作者当初整理书稿、准备插图与交付出版,必是很匆忙的.
因为他在1636-1637年间,同时应付六部书的出版,还有平时公务活动,来不及推敲《天工开物》各章顺序安排,甚至连文字润色也无暇顾及,他为此请读者原谅.
但他始终未忘记将《乃粒》置于书首,而以《珠玉》殿后.
其余各章如何安排则未及考虑.
为使这部优秀作品体例、结构更加系统、严谨,我们在尊重作者主导思想、不改动文字前提下,对各章次序安排作了一些调整,并理顺其相互关系.
作者有知,相也会同意.
在对各章内容作系统研究后,我们按其内容相关性把十八章分为下列八组:第一组:《乃粒》、《粹精》二章讲谷物种植与加工.
第二组:《作咸》、《甘嗜》、《膏液》三章论盐、糖、油副食品.
这两组均与民食有关,应置于全书之首.
第三组:《乃服》、《彰施》二章论衣料及染色,与穿衣有关,也同样重要.
以上三组应放在一册,构成上卷.
第四组:《五金》、《冶铸》、《锤锻》三章同属金工,制品多为工农业生产工具及日用品,重要性仅次于前三组.
第五组:《陶埏》、《燔石》二章讲陶瓷、煤炭、烧矿,与金工业务相近,故四、五两应放在同册内,同属中卷.
第六组:《杀青》与《丹青》二章论造纸、朱墨,与文化事业有关.
第七组:《舟车》、《佳兵》讲车船及武器.
第八组:《曲蘖》、《珠玉》二章与酒母及珠宝玉器有关,应置于全书之尾.
六、七、八组可同列入下册之中.
因之我们对此书各卷、章作出下列组合调整:天工开物序卷上(七章)一、乃粒;二、粹精;三、作咸;四、甘嗜;五、膏液;六、乃服;七、彰施.

卷中(五章)八、五金;九、冶铸;十、锤锻;十一、陶埏;十二、燔石.
卷下(六章)十三、杀青;十四、丹青;十五、舟车;十六、佳兵;十七、曲蘖;十八、珠玉.

上述排列中,难以处理的是无法把包括黄金在内的《五金》放在下册,但原作者也没有将该章与《珠玉》紧放在一起.
我们这次译注《天工开物》便采用这种新的卷次安排.
原书卷名也有某种混乱.
全书叫《天工开物卷》,每册又称上中下卷,每卷下又有《乃粒第一卷》等18卷,形成卷中有卷,"卷"字实在太多.
此次依惯例将全书称《天工开物》,上中下三册称卷,但卷下称章,章下称草,节下称段.
原《乃粒第一卷》今称《乃粒第一章》或简称《乃粒第一》.
这样,全书卷、章、节、段、句都层次分明.
此处卷与册同,上卷即上册.
又原书各节过细,未区分主次,如《乃服》有36节,实际上有的节只起段的作用.
此次将有关节合拼,原有一些了成了段,段首标黑体字以醒目.
这样,结构就更紧凑了.
原书插图前后位置也时有颠倒,此次理顺.
我们对章节段及图都给以编号,便于检索.
经过调整,该书体例大有改善.

本书写作蒙老一辈科学史家胡道静教授鼓励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关心,得以顺利问世.
谨向他们致以衷心感谢.
书中疏误难免,敬请海内外读者不吝赐教.

二、《天工开物》作者宋应星的事迹宋应星字长庚(注:关于宋应星事迹,详见拙著《明代科学家宋应星》(科学出版社,1981)及《宋应星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明代江西省南昌府奉新县北乡人.
其故里在今奉新县宋埠乡的牌楼宋村,该村明代属北乡,实际上在县城东南方,东与新建县交界,有潦水流经于此.
1963年笔者前往调查采访,全村一百多户,宋姓居三分之二,整个乡中宋性也占多数,故称宋埠乡.
这里是江南的稻米之乡,村的周围是整齐葱绿的稻田和茂密的竹林,房屋多具有古老建筑风格.
村头有一座德水桥,是有数百年历史的石桥.
村内有明代建立的石牌坊,故称为牌楼宋村.
就在这样一个小村子里,诞生了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他的名字在当地已是家喻户晓,人人以此为荣.
关于宋应星传记,已故著名的地质学家丁文江(1888-1936)在二十年代据江西地方志作了开创性研究.
从那以后,人们对这位明代学者的事迹有了了解.
长期内丁先生的作品成为唯一的参考文献.
但六十年代初,我们南下调查时更发现了新的第一手材料,从而对宋应星有了更多的了解.
这些材料包括他的胞兄宋应昇(1578-1646)在崇祯十年(1637)发表的《方玉堂玉集》,和宋立权、宋育德在1934年刻印的《八修新吴雅溪宋氏宗谱》.
新吴是奉新的古名,雅溪是潦水的古名.
这是奉新宋氏家谱的第八次修订本.

根据《宋氏宗谱》卷一记载,宋应星家族祖先在元代(1260-1368)以前本姓熊.
元、明之际,熊德甫就任南昌府丰城驿吏,娶当地宋氏为妻,因避兵火,遂承妻姓而移居奉新雅溪一带.
入明以来,宋德甫一家及其后人便世代定居于此务农,乘明初奖励垦荒之际,开发附近土地地.
在种稻之余,兼以养蚕为副业,家业有了好转.
此后,宋家借雇工、佃田而成为经营地主,家产和人丁逐渐兴旺.
宋德甫以下五代,都靠经营土地、农副业面发迹,至其第八代孙宋景(1476-1574)起,始由科第而进入仕途.
宋景为宋迪嘉之子,宋应星的曾祖.
据《明史》卷20本传及其墓志铭所载,宋景字以贤,号南塘,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历任山东参政、山西左布政使、南工部尚书、南吏部尚书,进北都察院左都御史(正二品).
卒赠吏部尚书、谥庄靖.
他生前推行过内阁首辅张居正(1528-1582)的"一条鞭法",还在南京督造过奉先殿,是朝廷中身居高位的阁臣.
按封建社会惯例,宋景长辈、晚辈均受封荫,从此宋家成为官僚地主家庭,是奉新的名门望族.
村中的"三代尚书第"石牌坊,就是为宋景、宋宇昂、宋迪嘉三代人而修建的.

宋景生五子,长子垂庆,次子介庆(1521-1590),三子承庆(1522-1548),四子和庆(1524-1611),幼子具庆幼年死去.
宋承庆字道徵,号塘季,是宋应星的祖父,但年幼多病,二七岁便早逝.
宋和庆字瑞徵,号塘季,1569年中进士,历任浙江安西州同知、广西柳州府通判,未几归里,刻《畅灵集》行世.
和庆与承庆为同母韩夫人所生,是宋应星的叔祖.
宋承庆虽博学能文,但为寿所限,未取得功名,卒后只留下孤子国霖(1549-1630),就是宋应星的父亲.
宋国霖字汝润滑,号巨川,他生不下久,其父承庆便去世了,由其年轻的母亲顾氏抚育.
稍长后,顾氏将遗孤国霖托于叔父和庆教养.
宋和庆既与承庆为同母所生,且辞官在家,家中又设有私塾,也乐于教育这个近房的侄子.
但宋国霖少孤,且为独子,所以"少补诸生,在庠垂四十年",没有外出,也无功名,充其量是个秀才.
宋景四子中有二人中进士,且任地方官,如果宋承庆不是早逝的话,也必然会走这条路.
这时宋家仍是繁华府第,家中佣人前呼后应,具有阁臣府第的气派.

宋景、宋承庆卒后,到宋国霖这一代时已家道中落,尽管仍拥有不少家产,但声名权势已非昔此.
加上宋景四房中,惟有承庆这一房人丁不旺,宋国霖是孤子,娶妻后年30岁尚示生子,母顾氏只求延续后代,不希望儿远离家门,故国霖未曾科举入仕.
宋国霖至31岁,才得长子应昇,接着又有次子应鼎(1582-1629)、三子应星和幼子庆晶(1590年生).
宋应鼎字次九,号铉玉,甘氏所生,本县庠生,未出仕,离年四十八而卒.
宋应晶字幼含,王氏所生,副贡生,纸意科举,分家后迁居县城另过.
宋庆星四兄弟中只有应昇与他为同母魏氏(1555-1632)所生,而且这兄弟俩抱有科举入仕、为他们这一房出人头地的志愿,其余俩兄弟识字后便不离开乡土,均以布衣终,且都在中年逝世.
明刊本《方玉堂全集》卷八记载,宋应星生母魏氏本农家女,万历丙子(1576)嫁到宋家,不到两年家中遇到大火,房屋及浮产均遭焚毁,家境浙以萧条.
宋星生于万历丁亥十五年(1587),小应昇九岁,是年其父国霖41岁、母魏氏33岁.
应星降生后,家境更趋衰落,其母不得不亲操水浆为全家作饭.
"饭尽,辄尝忍饥.
蔬尽,不更为蔬".
可以说,他是出生在一个日益衰落的地主家庭.

在宋应星这个在家庭里,都不热衷于经营土地,没能再扩大家业,只就现有土地的得的收入,来维持全家生活和他们弟兄及孩子们读书.
经过不断的消耗和家产的再分配,到宋应星这一代时家产逐渐缩小.
当然这是与昔日宋家相对而言,并非一般农家可比.
宋应星胞兄应昇,字元孔,自幼与弟同窗,形影不离,关系最为亲密.
万历乙卯(1615),兄弟同中举人,后五次北上会试落第.
崇祯四年(1631),宋应昇任浙江桐乡县令,母丧时归里,再转广东肇庆府恩平县令(1635-1637),升高凉府同知,崇祯十五年迁广州府知府.
甲申(1644)明亡后辞官归里,因忧心国事致疾,清初顺治二年(1646)服毒而死.
宋应昇是诗人,著《方玉堂全集》(1638),又撰《宋氏宗谱》(1637).
后来,其曾孙宋瑾于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刊行《方玉堂全集》第二版,1772年清廷设四库馆时,此书因有反清内容被列为禁书,但至今仍有传本.
而《宋氏宗谱》为第三次修订本、第一次刊本,今不可得.

关于宋应星早期活动,宋应昇和族侄宋士元(1649-1716)都有记载.
起初,宋应昇、应星在家乡受叔祖和庆的启蒙教育,后就学于族叔宋国祚.
再以后,兄弟二人拜新建的学者邓艮知(1558-1635)及南昌的学者舒曰敬(1558-1636)为师.
邓、舒二位都是进士出身,任过知县以上官职的"功成名遂"的人物,又都在任期不满明末腐败政治、忤怒权奸百被逐出官场.
他们像东林党人那样,辞官后以书院为讲坛,教授生徒,宣扬其政治主张.
在舒曰敬周围出现了不少江西的著名人物,如涂绍煃、诗人万时华(1590-1640)、文人徐世溥(1607-1657)、诗人廖邦英(1558-1642)等人.
宋应星自幼聪颖好学,记忆力过人,识字后不及十岁便会作诗,后又致力于"十三经传"、宋代理学、历史以至诸子百家书.
他的兴趣很广,对音乐、诗、天文、医药、奕棋、绘画以及质测之学(自然科学)都十分爱好.
他还从邓良知、舒曰敬那里受到一些与东林党、复社党人相近的思想影响.
在他18岁那年(1604),因弟兄四人均已成年并完婚,因而分家,开始独立生活.

分家后,宋应星仍常与兄应昇在一起活动,他们想走曾祖宋景的路子,通过科举而金榜题名,以重振门风.
他青年时代主要时间及精力都用在应试上面.
万历四十三年(1615),二人去南昌同中举人,29岁的宋应星名列第三,应昇名列第六.
这一年江西全省考生有一万多人,中举者只109人.
奉新考生中只有宋应星弟兄及第,且名列前茅,故时人称"奉新二宋".
他们因此受到鼓舞,决定趁这个势头更上一层楼.
同年秋,他们二人离开江西北上,以应丙辰年(1616)在北京举行的会试.
这是封建时代三级考试中最高一级,考中者成为进士.
二人水陆兼程,跋涉万里来到北京赴考,但与乡试结果相反,二人落第而归.
初次会试失败,没有使他们失去希望,决定下次再试.
他们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天启三年(1623)、七年(1627)及崇祯四年(1631)先后五次北上会试,结果均名落孙山.
最生一次应试时,宋应星已45岁,应昇54岁,双鬓见霜了.

尽管宋应昇、应星有"六上公车不知苦"的韧劲,但五次会试已必元气大伤,此后便没有再试.
他们每次从南到北的沿途都看到阉党巨奸魏忠贤(1568-1627)专政时官场的各种腐败现象,到处是贪风污雨、任人唯亲,官吏鱼肉人民,政情黑暗,使他们原来的幻想化为泡影,从此对科举完全绝望.
1632年,宋应星丧母,他们按当时习俗要在家守孝,也无法再出远门.
加以五次万里征程破费不少钱财,娶妻生子要加以抚育,宋应星决定不再参加科举考试,1634年他出任本省袁州府分宜县教谕.
这是个未入流的九品以下的文职下级官员,主要教诲在县学里就读的生员,先后在这里的任职四年(1624-1638).
而其兄也赴浙江桐乡任县令去了.
桐乡离全国著名养蚕、丝织中心嘉兴、湖州很近,宋应星在探望哥哥时,必定去嘉兴、湖州作过调查访问,这使他在《天工开物》中对这一带蚕丝业技术给以特别注意.

1616-1631年间应试时的多次万里远游,虽未达到宋应星科举及第的目标,但对他来说也并非空举.
正好实现他在《天工开物》序中所说"为方万里中,何事何物不可见见闻闻"的大好时机.
这些长途旅行打开了他的眼界,扩充了社会见闻,足迹遍及京师、江西、湖北、安徽、江苏、山东、河南、河北、浙江等省的许多城市和乡村.
他还到过广东,也许还去地上川和山西.
沿途他在田间、作坊从劳动群众那里调查到不少农业和手工业技术知识、操作过程,并对操作实态作了素描,写下不少笔记.
这就为日后写作《天工开物》作了准备.
自从他对科举绝望以后,便决心转向实学,研究与国计民生直接关联的科学技问题.
这时他好像变成了另一个人,完成了他一生中的重大的转折.
教谕任期内,有更多的闲散时间,他便抓紧时机整理资料,从事写作.
除科技问题外,他还写了一些有关政治、经济、哲学等方面的作品,同时整理自己多年来写作的诗.
四年之间他成了一位高产的作者,著作一部接着一部地问世.

崇祯九年(1636),50岁的宋应星在一年内便刊出《画音归正》(论音韵的书)、《原耗》(政治、经济杂文)、《野议》(政论集)、《思怜诗》(自选诗集)等书.
第二年(1637)他发表了一生中的代表作《天工开物》,还有《巵言十种》(杂著十种).
在写作这些书时,明末社会动荡不安,清兵南下直接威胁着京师的安全.
而李自成(1606-1645)领导的农民军正在各地迅速发展,又从内部打击明王朝的统治,使其危在旦夕.
同时,正好这时宋应星经济状况不佳,没有好的写作环境和条件,他的作品多是仓促间成书,来不及仔细考证和修辞润色,但像《天工开物》这样的优秀作品,毕竟还是写出来了,他已经以这部作品完成了远远超过殿试水平的答卷.
我们济览过当时的一些殿试答卷(注:《明代登科录汇编》卷22(台北学生书局影印本)),被主考官给以高度评价并被授予进士的考生的试卷,今天看来是毫无价值的八股文章,不值一读,早已被人们忘记了.
但考场落第的举人宋应得的《天工开物》,却永放光芒.

分宜教谕任满后,宋应星于崇祯十一年(1638)升任福建省汀州府推官,这是他首次去外省任公职.
推官是正七品(相当县令)的地方司法官员,掌理刑厅.
但他只在任二年,便于崇祯十三年(1640)辞官,途经赣南与故友刘同升(1587-1645)会面后反回奉新故里.
刘同升字孝则,江西吉水人,崇祯十年(1637)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因弹刻邪派阁臣不成,被谪至福建,后移疾归.
早在1610年宋、刘二人便订交,约三十年再会,所以二人同时辞官也为践前约.
1642-1643年宋应星居家时,奉新爆发了李肃十、李肃七领导的红巾军农民起义,很快发展到周围一些县.
这时作为地主阶级的一员,宋应星与兵备道陈起龙等人用计谋和武力镇压了这次起义.
这是他一生中的污点.
1643年下半年,他就任南直隶凤阳府毫州(今安徽毫县)知州,这是从五品的地方官,也是他担任过的最高官职.
但此时时局更加动乱,他到任后不及一载便又挂冠归里.
甲申(1644)后,清兵南下时,宋应星又草成《春秋戎狄解》,借古讽今,在南方制造抗清舆论.
入清后,他拒不出仕.
《宗谱》说他南明时累官至滁和兵巡道、南瑞兵巡道,实际上并未就任.

甲申年,宋应昇也辞去广州知府职,回奉新与庆星久别重逢.
顺治二年(1645),宋应星在埋葬了与他多年同伴的胞兄之后,在乡间过着隐士生活.
1655年,他应《南昌郡乘》(南昌府府志)主编、友人陈宏绪(1597-1665)之约,写了《宋应昇传》收入府志,这时他已年近古稀.
宋应星卒年待考,当是康熙初年,大约享年八十左右,如果这样,他或卒于1666年.
宋应星有二子,长子士慧,字静生,次子士意,字诚生,皆敏悟好学,长于诗文,拒绝科举,以青衿终.
他的子孙们都"恪守祖父遗训,功名淡如",按宋应星遗训,既不科举,也不做官.
从清代乾隆年以后,他这一支便已断后.
宋应昇三代以内的子孙也都没有参加清代的科举.
宋应星的作品留传到今天的除《天工开物》外,还有《野议》、《思怜诗》、《谈天》、《论气》四种,197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曾排以铅字出版.
其余如《画音归正》、《原耗》、《春秋戎狄解》、《杂色文》、《巵言十种》及《美利笺》等,皆因战火而佚失,惜哉!
宋应得不但是科学家,还是个有批判精神的政论家、思想家,《野议》等四种集中地反映了他的政治、经济和哲学思想.
明代人材辈出,但宋应星是一位颇具特色的人物.
为纪念他的勋业,他的家乡奉新于1987年建成了"宋应星纪念馆",现已开放,供各界人士前往瞻仰.

三、《天工开物》的特色及其科技成就在介绍了《天工开物》内容及作者之后,还应当谈谈这部书所具有的特色及其中所反映出的科技成就.
该书讨论了农业和手工业两大领域内的三十个生产部门的技术.
在这以前,尽管也有论述农业或手工业方面的著作,但此书的不同处在于它在深度和广度上超过了选前所有作品,同时书中自始至终都贯穿着作者所特有的技术观.
当本书问世时,正值科学技术在全世界范围内从古代和中世纪向的代阶段过渡的大转变时期,这在本书中也可看到这种转变的迹象.
近代科学的启蒙思潮和新的精神不约而同地在欧洲和中国出现,虽表现形式和深度不尽一致.
《天工开物》是这一历史时期内在中国本土出现的精神产物.
在我们看来,它至少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本书决不是历代文献的积堆,而基本上是在生产现场的实地调查所得.
作者细心地记述了各生产领域内的技术过程、操作要点、原料及产品、生产工具形式,除文字表达外,还用插图将生产情景再现出来,尤其记述了当时工农业生产中许多先进的科技成果.
在论谷物的第一章里,首先谈到用浸种法育稻秧,"秧生三十日即拔起分载",否则引起减产.
"凡秧田一亩所秧,供移载二十五亩".
这里提到的两个数据就很重要.
一是秧生30天即分栽插秧,二是秧田与本田的比例关系是1:25,这是个指导性数据.
同时又介绍说有些水稻因为干旱逐步变成抗旱性的早稻,能过人工选育而培养出变异型的旱稻变种,"即高山可插",这是稻农的一个创造.
接下,又介绍以石灰撒在稻苗根,以中和附近的酸性土壤,促成土壤团粒结构形成.
还提到用含磷的禽兽骨灰蘸稻秧、用砒霜作农药拌麦种、稻秧根,都是有效措施.
在理论方面,书中还指出:"土脉历时代而异,种性随水土而分.
""凡粮食,米而不粉者种类甚多,相去数百里,则色、味、形、质随方而变,大同小异,千百其多.
"这是早期进化论思想,由于生长环境不同,禾本科植物产生大同小异的一些变种,其色味、形质有差异,是很自然的.
书中指出,即令同一品种在同一地区种植,也会因土壤肥度不同和气候变化,使结出的果实有大有小.
有机体因环境及气候变化而引起变异,是生物进化论的一个重要义题.
《天工开物》在这方面用古代的语言表达了这个原理.

《乃服》章的主要内容是讲养蚕术.
其中介绍了"今寒家有将早雄配晚雌者,幻出嘉种,一异也".
又说"若将白雌配黄雄,则其嗣变成褐茧".
指的是将一化性蚕雄蛾与二化性蚕雌蛾杂交,育出良种,或将黄茧蚕雄蛾与白茧蚕雌蛾杂交而育出下一代褐茧蚕.
这反映出中国古代人工杂交育种的重要成就,也是蚕农在实践中应用定向变异原理的优秀实例.
同章还提到根据蚕体变态、行动反常和食欲不振来判断病蚕,并将其及时除去,"勿使败群".
这是自觉地实行人工淘汰的方法.
人工淘汰原理还被应用到对蚕种的处理即"蚕浴"上.
通过石灰水、盐卤水、天露水处理蚕种,"低种经浴则自死不出",剩下的便是强健蚕种.
本章介绍的提花机,可谓当时先进的大型丝织机,各部件组装得十分灵巧,而工匠的结花技术更为高超,能将画工事先绘制的复杂纹样图案一丝不差地如实织造出来.

金属与合金冶炼是重要工业部门,但过去著作很少有系统而详细的记录.
《五金》章提供了宝贵记载.
其中提到将生铁的冶铁炉与炒熟铁的设备串联使用,在生铁还没有冷却时便实行其脱碳过程,从而炒成熟铁,可减少再熔化工序,降低炒铁时间和生产成本,实现了连续生产过程.
书中介绍的将打成薄片的熟铁捆起入炉,上放生铁,以涂泥草鞋盖顶,升温后生铁水便均匀地掺入熟铁,取出锻打,再炼再锻,即成好钢.
此法比前代"灌钢"技术有改进.
所述以煤为煤为冶炼燃料、借大型活塞式风箱鼓风,确比当时欧洲用的皮囊鼓风有效而先进.
本书还第一次明确叙述了从炉甘石(碳酸锌矿)制取锌的技术,还提到利用金属物理及化学性质的不同来分离和检验金属的有效方法,在区分金、银、铜每单位体积的重量时,已有了比重概念.
书中绘了的用炉甘石与铜按不同比例炼制成铜合金的方法,同样是冶金史中的可贵可载,早已引起国外技术界的注意.
关于铁、铜铸造有锻造的二章,揭开了对这两项传统技术的操作细节和所用工具的秘密.
历史上长期以来人们只看到精美的制品,而不知其如何制成,现在一切迎刃而解了.

在《燔石》一章里,叙述了竖井采煤时在井下用竹管排除有毒瓦斯、安设巷道支护,使矿工得以安全作业.
这在当时都是先进的技术措施.
那时别的国家因为解决不了瓦斯通风问题,不知有多少矿工死于非命.
顺便说,井下、水下操作,安全是头等重要的大事.
本书《珠玉》章中在井下采宝、水下采珠的叙述中,特别提出安全作业,所介绍的方法皆简便可行.
造纸术虽在中国发明,但历代缺乏图谱,本书提供了造竹纸的系统工艺流程图,并对造竹技术过程给予较详细介绍,可谓早期记载.
论酒曲的一章,着重介绍红曲的全部制造过程,指出它在食物保存时可起防腐剂的作用.
强调用绝佳红酒糟作菌种,加入明矾水保持培养料的微酸性,抑制杂菌的生长,而且对发酵过程中一系列颜色的变化作了生动的叙述.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总之,通过此书可以充分认识到中国古代在工农生产领域内所获得的技术成果.

第二,《天工开物》是在一种先进而又有特色的技术哲学思想的指导下写成的.
我们将其概括而称之为"天工开物"思想.
这四个字组成的词既是本书的书名,又是书中的一贯反复贯穿的思想.
我们要充分认识到这种思想在历史中的重要性及其在今天的现实意义.
从字面看来,这个词出于《书经》中的"天工人其代之"及《易经》中的"开物成务".
但切不可按古代经学家的注疏那样来理解,因宋应星拼合这两个词,是反其意而用之.
日本科学史家三枝博音(1892-1963)先生首先对这种思想给以正确解说.
三枝氏在《中国有代表性的技术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1942)一文中指出:"'天工'是与人类行为对应的自然界的行为,而'开物'则是根据人类生存的利益将自然界中所包藏的种种由人类加工出来.
"因之,在我们看来,"天工开物"思想强调人与天(自然界)相协调、人工(人力)与天工(自然力)相配合,通过技术从自然界中开发出有用之物,这种思想还有个内涵是,自然界本来蕴藏着取之不尽而用之不竭的美好而有益之物,但不会从天而降、轻易取得,而是"巧生以待",必借人力和人的技术通过水火这种自然力的作用,再用金属、木石工具从自然界开发出来,为人所用.

书中到处赞叹自然界为人作出的"巧妙安排",也到处歌颂人工开发万物的技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
论油脂那一章有句话最能表达"天工开物"思想的核心:"草木之实,其中蕴藏膏液,而不能自流.
假媒水火,凭借木石,而后倾注百出焉.
此人巧聪明……"整个文明史表明,人与自然界相协调、人力与自然力相配合,通过人的技术技巧不断从自然界开发有用之物,对促进物质生产、发展文化、保持生态平衡具有何等得要的意义.
违背这些,便会产生恶果.
正是《天工开物》,第一个表述了这种优秀的哲学思想.
当然,正如《乃粒》中所说,有时自然界也会加害于人,造成各种自然灾害,这时人就要用技术措施来抗灾.
在人力不可及时,只好等自然灾害自行消失,但损失总会是局部地区.
任何情况下,人都要积极主动、勤奋劳动,从而显出"人工"的重要性.
这就是该书对思想史所作出的一大贡献.

《天工开物》一书还闪烁着近代科学文化启蒙学派的优秀精神.
它重实践而轻空谈,提倡观察试验而反对烦琐考证,重实用技术而批判神仙方术.
总序中写道:"世有聪明博物者,稠人(众人)推焉.
乃枣梨之花未赏,而臆度'楚萍';釜鬵之范鲜经,而侈谈'莒鼎',画工好图鬼魅而恶犬马,即郑侨、晋华,岂足为烈哉"《乃粒》还针对王公贵族与儒生鄙视劳动与劳动群众的陋习写道:"纨绔之子以赭衣(囚徒)视笠蓑(群众),经生之家以'农夫'为诟詈(骂人话).
晨炊晚镶,知其味而忘其源者众矣.
"《乃服》也有言:"乃杼柚遍天下,而得见花机之巧者,能几人哉'治乱经纶'字义,学者童而习之,而终身不见其形象,岂非缺憾也!
"该书主张对有益于国计民生的任何事物都要多见多闻,并穷究试验.
《佳兵》章说:"火药、火器,今时妄想进身博宫者,人人张目而道,著书以献,未必尽由试验.
"对未穷究试验的事物,作者宁愿付诸阙如.
《膏液》章列举各种油料植物出油率后,指出:"此其大端.
其他未穷究试验,与夫一方已试而他主未知者,尚有待云".
这种"穷究试验"的做法,正符合近代科学精神.

"贵五谷而贱金玉"的思想,也是《天工开物》中体现的重实际的思想观点.
在谈到黄金时,它指出:"黄金美者,其值去黑铁一万六千倍,然使釜鬵、斤、斧不呈效于日用之问,即得黄金,值高而无民耳.
"但贵五谷,也非贵一切粮食,比如"香稻"便不被重视:"香稻一种,取其香气,以供贵人.
收实甚少,滋益全无,不足尚也.
"书中提倡"救公饥"、"喉下急"、"浏阳早"及"高脚香"这些在民间受欢迎的谷种.
《天工开物》多次赞叹物质经烈火烧炼而发生的化学变化,尤其是朱砂和铅丹烧炼后变化相当奇妙,但却坚持对炼丹求仙的方术持批判态度.
书中指出:"凡虚伪方士以炉火惑人者,唯朱砂银〔令〕愚人易惑.
"又说:"巧极丹铅炉火,方士纵焦劳唇舌,何尝像天工之万一哉"作者认为"生人不能久生,而五谷生之",靠饵服肖"仙丹"不可能长生.
于是中国的李时珍、宋应星与欧洲的帕拉塞斯(Paracelsus1493-1541)及波义耳(R.
Boyle1627-1691)都不约而同地对中世纪的炼丹术展开了批判,这对近代化学的发展起了开路的作用.
《天工开物》还多次对迷信神怪和荒诞谬说予以驳斥.
如指出"鬼火"非"鬼变枯柴","珠徙珠还"非受清官感召,又指山瓷器中的"窑变"是好异者编造的死者托梦他人烧出异象等等.

第三,《天工开物》不但对各生产过程予以详细叙述,还对原料与能源的消耗、成品产率、设备构造及各部件尺寸等等,都尽可能给以定量的描述,且绘出工艺操作图.
在某种程度上好像是近代科学家对传统技术写出的调查报告.
对各技术过程的定量描述,是该书一大成就.
近代科学以其数学化而与中世纪诀别,《天工开物》便在这方面走得相当远.
它在论金银铜单位体积重量,油料每石出油若干斤,用响铜铸钟所耗原料数量及成器重量、尺寸,漕船知部件尺寸,及榨糖车、造纸用蒸煮楻筒各部件等等,都标出具体数字.
书中对生产过程中涉及的长宽高、重量、容积、比率、时间等技术指标都作了描述,其中长度精密到分寸、重量精密到两钱这样的数量级.
书中的大量设备图有立体感,各部件长短协调,有如工程画.
画面上人物操作逼真、表情自然,联起来好像中国古代技术史的长卷画面,其中人物最多的是锻造铁锚的图(图10-1),图中竟画有15人同时劳动,每人各就其位,分工协作.
三百多年前能出现这样一部科技著作,确是令人赞叹.

《天工开物》不但含有丰富的科技材料,还含有不少社会经济材料,是具体了解明代社会经济实况的第一手文献,基中不少内容不见于其他史书.
书中对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从技术这个侧面给以描述,阅读此书时,脑中就会浮现一幅当时社会经济实况的生动景象.
例如关于明末国内市场贸易情况,《曲蘖》章告诉我们:"凡燕、齐黄酒曲,多从淮郡造成,载于舟车北市.
"书中又指出新疆和田美玉和两广南海的珍珠,都要行经数万里运到北京予以加工成器,有时再贩运到苏州作精细加工,而解玉沙则来自河北.
介绍浙江三吴浪船时,指出从浙西起航,沿钱塘江行七百里,经过镇江横渡长江再至青江浦,溯黄河浅水舟行二百里至大运河闸口,然后直抵北京通县、天津,把客商行船路线讲得一清二楚.
关于手工业中心的地理分布,书中指出棉布"织造尚松江,浆染尚芜湖",景德镇是制瓷中心,而"开矿煎银,唯滇中(云南)可永行也.
"炼锡以广西南丹、河池为最盛,"居其十八".
养蚕则首推湖州、嘉兴,"凡造竹纸,事出南方,而闽省独专其盛.
"蔗糖也以闽、广为集中地,而烧砒则"独盛衡阳,一厂有造至万钧者.
"关于手工业生产分工,《陶埏》章写道:"共计一杯工力,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其中微细节目尚不能尽也".
书中在叙及图示铸造巨钟时告诉我们,有人鼓风、熔洞,有人将赤热铜水浇进槽道再入铸模,"甲炉既顷,乙炉疾继之,丙炉又疾继之",不但分工明确,而且要求动作迅捷、衔接不可中断.
《乃粒》章还指出"今天下育民者,稻居十七",在麦及杂粮居十三,反映了当时人民的食物构成及粮食分布比例.
总之,《天工开物》被称为十七世纪中国的技术百科全书,是当之无愧的.

四、《天工开物》在科学文化史中的地位为了评价《天工开物》的历史地位,要把它与前代的有关著作加以对比,看看它提供了什么新的贡献.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素称发达,有许多重要的发明与发现,而且在明中叶以前有不少领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古人遗留下业的科学典籍也为数不少.
在《天工开物》以前的农书中,主要有反映先秦科技水平的《管子·地员》篇和《吕氏春秋》中的《上农》、《任地》、《辨土》、《审时》四篇,此后有后魏人贾思勰的《齐民要术》(533-544)、宋代陈旉(1076-1156)的《农书》(1149)、元代的《农桑辑要》(1273)和王祯的《农书》(1313),还有明代人邝璠的《便民图纂》(1502)、马一龙的《农说》(1547)等.
汉代的《氾胜之书》较早而重要,但久已散佚.
明代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是总结性的农业巨著,但刊行年代(1639)比较晚,上述农书中,《齐民要术》是现存最早而完备的综合性农书,共10卷92篇11万字,涉及农林牧副渔各方面,反映地域是北方黄河中下游晋、豫、鲁地区,是很有价值的.
陈旉《农书》三卷一万字,总结江南水稻耕作技术,并论及蚕桑、水牛.
王祯《农书》是大型农书,11万字,有插图,综合黄河流域旱田及江南水田两方面技术,此书对农具和水利也颇注意,讨论面涉及五谷、园艺及蚕桑等.

在《天工开物》以前的工艺书中,主要有战国时成书的《考工记》,此后有南北朝时陶宏景(456--536)的《古今刀剑录》、宋人李诫(约1060-1100)的《营造法式》(建筑技术书)、曾公亮(998-1078)编的《武经总要》(1044)、苏颂(1020-1101)的《新仪象法要》(1090,天文仪器及钟的技术)、王灼的《糖霜谱》(1154年前)、朱翼中的《酒经》、晁贯之的《墨谱》,还有元代人陈椿的《熬波图》(1330)、费著的《蜀笺谱》.
明代有黄成编写、杨明注释的《髹饰录》(1625,漆工专著)、王徵(1571-1644)的《新制诸器图说》(1627)和茅元仪的《武备志》(1621)等.
唐代的《工艺六法》、五代人朱遵度的《漆经》及宋人喻皓的《木经》、薛景石的《梓人遗制》都很重要,但均已失传,《梓人遗制》只残存论织机的一卷.
上述工艺书中,《考工记》是现存最早的有关手工业的综合性作品,涉及木工、金工、染色、制陶、酿酒等,但叙述过于简略.
其余作品都偏重某一局部工业生产技术.
至于宋人沈括(1031-1095)的《梦溪笔谈》、明人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等历代本草书,也涉及工农业知识,但前者属内容广泛的笔记作品,后者偏重医药,严格说不是工艺技术专著.

将《天工开物》与前代农书相比,会发现它虽在广度上不及《齐民要术》及王祯《农书》,但某些地方在深度上则有过之.
除农业部分外,《天工开物》还广泛涉猎了工业各部门,这是别的农书无法比拟的.
就某一特定工艺部门而言,《天工开物》不及前代工艺专著深入,但在广度上则超过以往任何工艺书,有的部门,如金属工艺还填补了以往工艺书中的空白.
把农业和手工业三十个部门的技术综合在一起加以研讨,并配备大量插图,只有《天工开物》一书而已.
这是个空前的创举,仅凭这一点,就足以使此书在科学文化史中居于重要的地位.
随此书而来的,还有从前著作中少见的以"天工开物思想"为代表的新的技术哲学思想的出现.
此书是中国历史上一部有代表性的科技著作,它在当时世界上也是少有的.
当时西方虽在数理科学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但技术界还只能以德国人阿格里柯拉的《矿冶全书》(DereMetallica1556)为代表作.
此书以采矿冶金为对象,没有谈到农业和其他工业部门,在广度上不及《天工开物》.
英国学者培根(FrancisBacon1561-1620)想写一部《学术的伟大复兴》(GrandInstaurationoftheSciences),共六大部分,包括哲学、自然科学和工艺.
其中第三部分为《关于工匠学问和实验的百科全书》,在规模上与《天工开物》相似,惜其计划未及完成便已辞世.
在那个时代,只有《天工开物》是包括工农业许多领域的技术百科全书.
无怪科英国的李约瑟把宋应星称为"中国的狄德罗".
而狄德罗(DonisDiderot1713-1784)是十八世纪法国启蒙学派的领袖之一、著名的《百科全书》的主编.

在评价《天工开物》历史地位时,还要把它与同时代的及后代的其他有关著作作一对比,以分析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明代集大成性的科技收有朱橚(-1425)的《救荒本草》(1406)、李时珍的《本草纲目》(1596)、茅元仪的《武备志》(1621)和徐光启的《农政全书》(1639)等,这些书在《天工开物》前已出版或成稿,所缺的是一部广泛论述工艺技术的书,这个空缺由《天工开物》作了弥补.
此书有不少地方受益于《本草纲目》,但又对之作了新的发挥.
《农政全书》可与《天工开物》互相补充、各有短长.
以农业方面而论,前者介绍《泰西水法》及从外国引进的甘薯,为后者所无.
但后者介绍人工杂交培育新蚕种及以砒霜为农药,则为前者所缺.
尤其《天工天物》还提供大量工艺方面的技术知识及插图,又扩充了《农政全书》的讨论范围.
与晚明其他著作相比,《天工开物》则成为征引对象.
如明末科学家方以智(1611-1671)在《物理小识》的金石部谈到铜合金冶炼时,便直接引证《天工开物》,而且将作者宋应星称为"宋奉新",颇含敬意.

自从福建书商杨素卿在康熙初年刊刻第二版《天工开物》后,又促进此书在整个清代(1644-1911)二百多年间的流传,并为社会提供了一部标准的科技读物,成为获得有关工农业技术知识的渊薮.
康熙年间由进士出身的翰林院编修陈梦雷(-1741)主编的《古今图书集成》,雍正初又由蒋廷锡(1669-1732)续编,1725年告成,全书共万卷,比狄德罗在巴黎主编的《百科全书》规模更大,这是清代官修的一部空前的大百科全书,印成后颁行全国各省.
该书中的《考工》、《食货》等典中,大量转引《天工开物》各章的内容和插图,但插图由内府画师重绘.
乾隆二年(1737),大学士张廷玉(1672-1755)又奉敕编写大型农书《授时通考》,1742年告成,全书78卷,有内府殿板及各省刻本.
此书也同样有许多地方引用《天工开物》.
这是入清后此书第二次被大规模引用,从而流传于国内各地,甚至国外.
顺治(1644-1661)、康熙(1662-1722)和雍正(1723-1735)三朝,甚至乾隆(1736-1795)前期,《天工开物》还在南北各地流通,而且成为向国外出口的书籍之一.
它在这段长期间内的影响也就可想而知.

但从十八世纪后半叶起,《天工开物》短时间内一度遭到厄运.
乾隆皇帝设四库馆修《四库全书》时,发现《天工开物》中有"北虏"、"东北夷"等反清字样,而该书作者之兄宋应昇的《方玉堂全集》中有更多的反清内容而被列为"禁书",因而《天工开物》没有被收入《四库全书》之中.
尽管如此,读者仍可从《图书集成》及《授时通考》中看到该书的几乎全部内容,只不过较难见到单行本而已.
乾隆末期至嘉庆(1796-1820)、道光(1821-1850)年后,有逐渐解禁的趋势,于是公开引用《天工开物》的清人著作也逐渐增多.
如著名科学家吴其濬(1789-1847)在其所著《滇南矿厂图略》(1840)及《植物名实图考》(1848)中便多次引用《天工开物》中有关部分.
道光年间(1842-1846)成书的《祝融佐治真诠》这部兵书,也在序言中把《天工开物》列入参考书目中.
到了同治年间(1862-1874),又出现了清人引用《天工开物》的第三个高潮.
我们指的是刘嶽云(1849-1919)在1870年发表的《格物中法》.
这位作者学贯中西,几乎把《天工开物》及其他有关科技书主要内容都逐条摘出,再分类归入各部,并写山按语、补充说明及注释.

例如刘嶽云在谈到《天工开物》中论从炉甘石炼锌时,加了按语:"炉甘石即白铅矿也,色黄者西人所谓锌养炭养二矿(按即ZnO·CO2=ZnCO3),色红者西人所谓锌养矿(ZnO)……"刘嶽云是中国用科学眼光研究《天工开物》之第一人.
晚清著作中转引《天工开物》的,还有岑毓英(1829-1889)主编的《云南通志·矿政》篇(1877)和卫杰的《蚕桑萃编》(1899).
二十世纪以来,《天工开物》继续受到重视,成为研究中国历史及传统科学文化所必须的参考读物.
有些著作,如章鸿钊(1878-1951)的《石雅》(1927)和李乔苹(1895-1981)的《中国化学史》(1940),还在著书体例上仿照《天工开物》的形式,而不限于引录其文字内容及插图.
《天工开物》不但在近三百年来在中国国内产生积极的影响,而且在国外也产生良好影响.
至迟在十七世纪末,此书已由商船带到日本,首先引起江户时代(1603-1868)中期著名本草学家贝原笃信(1630-1714)的注意.
他在其《花谱》(1694)、《菜谱》(1704)二书中把《天工开物》列入参考书中,而其主要著作《大和本草》(1708),更直接引用《天工开物》之正文.
十八世纪以来,此书汉文原著继续传到日本,像《本草纲目》那样,引起日本学者的广泛重视.
引用《天工开物》的有伊藤东涯(1670-1736)的《名物六帖》(1726)、平贺鸠溪(1728-1779)的《物类品隲》(1763)、新井白石(1657-1725)的《本朝军器考》(1736)等.

由于日本学者广泛参考《天工开物》,进口的汉文原著便满足不了需要,因此社会上山现了不少传抄本,较著名的而且一直保存至今的是木村孔恭(1736-1802)的蒹葭堂抄本.
明和八年(1771),大阪的菅生堂更刊行和刻本《天工开物》,这就是著名的"菅本".
从此该书便在日本广泛传播开来,这是它在国外刊行的第一个版本.
科学史家薮内清在谈到《天工开物》对日本学术界影响时写道:"整个德川时代(江户时代)读过这部书的人是很多的,特别是关于技术方面,成为一般学者的优秀参考书.
"(注:薮内清:《关于〈天工开物〉》,载入《天工开物研究论文集》中译本,23页(商务印书馆,1961))《天工开物》还影响到日本思想界,十八世纪时,日本哲学和经济学界兴起的"开物之学",就是"天工开物"思想在日本的表现形式.
无怪乎三枝博音认为"天工开物"思想是包括中、日人民在内的整个东洋人所特有的技术观.
本世纪以来,此书继续受到日本学术界重视,1952年薮内清教授主持将其全文译成日本语,从那以后一直到如今,这部日译本《天工开物》多次再版而仍畅销.

《天工开物》还在十八世纪引起朝鲜学者的重视.
李朝(1392-1910)实学学派的思想家朴趾源(1737-1805)随使者来华时(1780)得见此书,返国后在其《热河日记》(1780)《车制》一文内,热烈赞赏《天工开物》、《农政全书》等中国书籍中所载灌溉水车,希望本国加以仿制.
此后不久,汉文原著陆续传到朝鲜.
十九世纪时,博学的李圭景(1788-1862,字五洲)于《五洲衍文长笺散稿》(约1850)、《五洲书种博物考辨》(1834)小反复引用《天工开物》,尤其关于金属及铜合金冶炼方面的技术.
李朝后期,另一实学学派学者徐有榘(1764-1848)在《林园经济十六志》(约1850)内,也引用了包括《天工开物》在内的大量中国科技著作(注:全相运:《韩国科学技术史》朝鲜文本,224-225页(汉城;科学世界社,1966)).
徐有榘的《十六志》是关于自然经济和博物学巨著,全书写本达116卷52册,因为篇幅过大,而未及刊行.
直到1972年才刊行.
可见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期间,《天工开物》在朝鲜也产生了良好影响.

《天工开物》还早在十八世纪时传到了欧洲,首先是法国,在今巴黎的国立图书馆中藏有早期涂本和杨本两种版本.
欧美其余国家大图馆现也有藏本.
我们从巴黎馆汉籍书目说明中得知,这批汉籍以十八世纪入藏的皇家文库藏书为基础.
山于是汉文书,在巴黎似乎一时没引起注意.
直到十九世纪上半叶,对中国科技感兴趣的法兰西学院著名汉学教授儒莲(StanislasJulienl797-1873)才注意到该书的价值.
1830年,他首先将《丹青》章关于银朱的部分译成法文,发表于《新亚洲报》(NouveuJournalAsiatique)第5卷第205-213页.
这可能是《天工开物》部分内容被译成欧洲文的开始.
该文很快便于1832年转译成英文刊于《孟加拉亚洲文会报》(JournaloftheAsiaticSocietyofBengal)卷1第151-153页.
1833年,儒莲更将《丹青》章论制墨的部分参照别的中国著作译成法文,刊于巴黎的权威化学刊物《化学年鉴》(AnnalesdeChimie)卷53第308-315页.
同一年,这个刊物还出现了论铜合金、白铜和乐器制造的译文,出于《天工开物》《五金》章,次年又转为英文刊于《孟加拉亚洲文会报》卷3第595-596页,1847年再转为德文刊于柏林的《应用化学杂志》(JournalfürPraklischenChemie)卷41第284-285页.
白铜是中国发明的铜镍合金,欧洲人一直想仿制,但苦于不得其要领,儒莲此译文一出,便引起全国注意.

1830-1840年间,儒莲先后将《天工开物》中的《丹青》、《五金》、《乃服》、《彰施》及《杀青》等五章的部分内容摘译成法文,有的译文再转为英文、德文、意大利文和俄文.
《天工开物》中关于银朱、养蚕/染料、造纸、铜合金等方面的技术记载引起欧洲科技界的兴趣.
1869年,他又与科学家商毕昂(PaulChampion)合作用法文发表《中华帝国工业之今昔》(IndustriesAnciennesetModernesdel′EmpireChinois)一书,将《天工开物》中《作咸》、《陶埏》、《冶铸》、《锤锻》、《燔石》、《杀青》、《五金》及《丹青》等工艺部分摘译出来,并加了注释.
儒莲的这些工作,在中西科学文化交流中作出了贡献.
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读过儒莲译的《天工开物》、《授时通考》论养蚕部分的译著后,称之为"权威著作".
二十世纪以来,《天工开物》继续受到欧美术学界的重视.
1964年,柏林学者蒂洛(ThomasThilo)将《乃粒》、《乃服》、《彰施》、《粹精》前四章农业部分全文译成德文并加注释,1966年,美国匹兹堡城的任以都更将该书全部译成英文,我们还看到1980年由李乔苹主持的另一个英译本由台北中国文化学院出版部出版,因此有两种英译本.

目前《天工开物》已成为世界科技名著而在各国流传,凡是要研究中国科学文化史的,无不引用此书,而且都给以高度评价,认为它是了解中国古代社会实态和传统科技的一把钥匙.
法国的儒莲和巴参(M.
Bazin1799-1863)分别将此书称为"技术百科全书"或"实用小百科全书".
日本的三枝博音和薮内清分别把《天工开物》视为"中国有代表性的技术书",和"足以与十八世纪后半法国狄德罗编纂的《百科全书》相匹敌的书籍".
英国的李约瑟(JosephNeedham)将《天工开物》与西方文艺复兴的技术经典阿格里柯拉的《矿冶全书》相比,称宋应星为"中国的阿格里柯拉".
我们中国学者也同样高度评价此书.
丁文江谈到《天工开物》作者时认为:"其识之伟,结构之大,观察之富,有明一代,一人而已.
"凡此种种,都说明《天工开物》无论在中国或世界的科学文化史中,都占有一席光荣的位置.

五、怎样研读《天工开物》《天王开物》是三百多年前写作的记述中国传统技术的著作,在当时对生产活动有指导及参考价值.
时至今日,有些技术已经革新而改变原有面貌,不过读起来仍令人兴趣为减.
从这部书中,我们可了解前辈们如何在工农生产领域内辛勤劳动、创造社会财富的情景.
但在研读时需掌握正确方法才能收有成效.
我们认为下列各点是必须注意的:第一,必须把握重点.
该书有十八章,肉容广泛,每章下又分若干节,各章、各节在质量和份量上都不尽相同,有精彩的,也有薄弱的.
要把握住作者写作时的着重点,作到主次分明,突出重点.
《乃粒》国以稻、麦为重点,精彩详明,而其余杂粮只简单陈述,没有提到玉米及甘薯.
《乃服》篇幅显得甚长,实际上是论养蚕及纺织的两章捏在一起,重点是养蚕及丝纺,其余均一般陈述.
染色那章有的地方似乎像提纲,而突出蓝淀及红花.
《粹精》以稻谷加工为重点.
《作咸》突出海盐、池盐、井盐,《制糖》章重点论蔗糖,而蜂蜜、饴糖为附属.
陶瓷章各节均甚好.
油脂章尤为精彩,为作者在奉新调查所得.
《五金》中偏重金银铜铁锌,胡粉、黄丹抄自《本草纲目》.
铸造则侧重钟、釜及铜钱,其余略微提了一下.
锻造章以锚、针、锻铜最为精彩,《燔石》以石灰、煤炭、硫、砒为主,《杀青》以造竹纸为精华.
兵器章详于弓箭而略于火器,未提供火药配方,漏捉火箭,是为不足.
制曲则以红曲为主,《珠玉》各节均较薄弱.
阅读时宜注意各章重点,以便抓住核心.

第二,注意版本选择.
现有13种(不包括本门)中外版本,各本间文字、插图都有差异.
明刊涂本是祖本,插图古朴而真实,是其优点,但文字多错,且未标点.
1927年陶湘(1870-1940)刊本文字经校勘,但插图另绘,画蛇添足,是不足取.
1976年钟广言本插图用涂本,但缩得过小.
又有语译及注,原文经校,颇便读者,但按语多错误观点.
外文本中以薮内清日文本最佳.
任以都英译本插图用涂本,有译注,但技术术语翻译上间有不理想之处,李乔苹等英译本与任本各有千秋,但插图用陶本则未必妥贴.
此书前四章农业部分的德文译本较为理想.

第三,注意分清良莠.
此书问世于三百多年前的封建社会,像一切古书一样,虽有很多精华,但亦有糟粕.
有正确精沦,也有错误判断.
例如,书中提到黄金初采时咬之柔软,匠人窃吞腹中亦不伤人,铁矿采后"其块逐口生长,愈用不穷",又说江南有无骨雀,认为造纸出于先秦上古,怀疑竹简民事及外国以贝叶书经.
又说珠、宝受日精月华而成,珍有螺母守护、水中有龙神等,都属迷信.
至于讲火药、火器发明于西域、南海诸国,"而后乃及于中国",是不少明代学者共同的错误认识.
书中又说中国古不知造蔗糖,唐大历年始从外国传入,且误将邹和尚当成"西僧",均因一时匆忙未及详考所至.
诸如此类,这些瑕玷并不足以影响全书价值.

第四,注意追查资料来源.
《天工开物》虽大部分为作者调查所得,也有些地方引自前人书籍或传闻.
引证《本草纲目》达二十余次,常不注明出处.
如不追查资料来源,便以为是《天工开物》所特有.
例如《乃粒》云:"'深耕'二字不可施之菽(豆)类,此先农之所未发者.
"查《本草纲目》卷二十四《谷部·大豆》条,则知汉代《汜胜之书》便称"夏至种豆,不用深耕",则先农早有此说矣.
《珠玉》章论玛瑙种类列出"锦缠玛瑙",盖因将《纲目》卷八所称"锦江玛瑙,其色如锦.
缠丝玛瑙,其色如锦.
缠丝玛瑙,红白如丝",二句错断句点,遂将"缠丝玛瑙"误为"锦缠玛瑙".
有时《本草纲目》本身弄错,《天工开物》转引时也跟着一错再错.
如《珠玉》章说"晋人张匡邺作《西域行程记》",引自《纲目》卷八,但我们再查李进珍所引宋《图经本草》,并参以《新五代史·于阗传》,始知后晋人高居诲作《于阗国行程记》,因而得知是《天工开物》将书名、作者及朝代均弄错.
这些例子说明,研究《天工开物》时,凡涉及史料部分,最好追查其资料来源.

第五,《天工开物》引用古书面不迷信旧说,具有批判精神,这是可取的.
其批判常常是正确的,但批错之处也不乏其例,尤其对《本草纲目》中的正确论述、甚至精论.
也当"妄说"来批,这些地方研读时要澄清.
但我们要体谅作者宋应星的心情,他明知自己受益于《纲目》,而又相信自己正确,不敢敬同前人,所以他总是不点名批评,因而也不明指《本草刚目》,这个心情是复杂的.
比如《珠玉》章将《本草纲目》卷八所说琥珀由松脂久埋地下所化、琥珀摩擦可引拾轻芥的正确说法,当作"陋妄"来批,这就不妥.
否定《于阗国行程记》载乌玉河产玉,也出于误断.
据今中外学者研究,马齿苋(Portulacaoleracea)叶节间含汞,已成定论.
但《丹青》章却认为是"无端狂妄",乃是误评.
另一种情况是,引古书某说本不足据,却未加评语而照录.
如《乃粒》称"江南麦花夜发,江北麦花昼发",引自《纲目》卷二十二,此说山来已久,但现在看来并非果真如此.

第六,该书既是古典科技著作,要读懂必须掌握其中名词术语的含义,并以现代科学原理来解释.
书内列举动植物种类很多,也要找出其学名及分类学上所属科名,才便于理解或进一步研究.
我们在译注时尽力作到这些.
应当说,有些术语至今仍在使用,且含义不变,很易理解,如大麻、水稻、蔗糖、煤炭、玛瑙、窑变、硫黄等.
但还有不少术语今天已不使用,不易理解.
如"自来风"或"自风"指碎煤面或末煤,"混江龙"指水雷,"倭铅"或水锡是金属锌,楮树今称构树.
"纸药水汁"即植物粘液,是抄纸时的纸浆悬浮剂.
胡粉成或铅粉即碱式碳酸铅2PbCO3·Pb(OH)2,石亭脂今称硫黄,炉甘石指菱锌矿,主要成分是碳酸锌ZnCO3.
又如"矿"字与今理解不同,有时指脉石.
有些术语很难懂、也难译,如"野鸡篷"、"草鞋底",其义则与字面意思不同,幸而《天工开物》作了自注,并说明这些在船体内的位置,才得知其作用.
最难理解的是各章"宋子曰"中的有些词句,有些具体物品并未在文内指出,而是含蓄地隐约暗指,如"巧者夺上清之魄"指的是铜镜.
有的地方不能按字面意义去理解,如《燔石》章谈硫黄时称"石精感受火神.
化出黄光飞走",意思是说"石内的成分受到火的作用,化成黄色气体飞走".
如果将"石精"、"火神"按字面来理解,那就有失原意,玄之又玄了.

第七,中国自古是多民族国家,除人数最多的汉族外,在中原地区尤其四方边远地区还有各少数民族,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
古时著作包括《天工开物》在内,出于历史局限性,对少数民族多沿用错误称呼,读此书时要注意.
便如书中的"北虏"、"东北夷"、"胡虏"指东北女真族(满族)或东北地区,正因这此,使此书在清代乾隆年修《四库存全书》时没有被采录.
康熙年《古今图书集成》收此书时同改为"北边".
书中的"西番",时而指新疆,时而指印度,宜仔细区分.
有时书中不尊重兄弟民族,不适当地称为"缠头回子"或"夷人"、"夷獠",这些用语都不是不当的.
书中出现的"中国",有时只能理解为中国内地或中原,"夷地"指少数民族聚居地区.
对于这些,宜慎谨理解.
有时书中流露出封建等级观念,如从衣服来区分贵贱等,读者自会判断.
有外国的称呼也如此,我们在语译时都适当加以处理,使之更为妥贴.

以上是研读《天工开物》时须注意的几个问题.
现在谈谈一些具体的研究方法,供读者参考.
因原著成书及刊刻在匆促间进行,作者没能理顺各章相互关系并提供一个更合理的章节安排.
为使该书章节结构更严密、紧凑而有系统,我们已于此次作了调整,其理由及调整后的各章顺序见前述,每章各节的安排详见本书总目录.
我们还在前面指出各章重点,重点外多为一般陈述或薄弱部分.
事实上要求这样内容广泛的书各地方都平铺并重,也是不可能的.
所以薄弱的章节要与其余明代书籍对读,互相取长补短,兼收诸家所长.
例如农业章未提当时正在一些省推广的高产作物玉米、甘薯等,《乃服》章对种棉和棉纺叙述简略,可从《农政全书》、《本草纲目》中得到补充.
武器章火药、火器部分可从《武备志》中得到充实.
造纸章中皮纸技术,可在王宗沐(1523-1591)《江西大志·楮书》篇看到更详记载.
这样做可收相得益彰之效.
《天工开物》有时标明所引某书,最好再查查原典对比,往往会发现问题.
如《五金》引"《山海经》言,出铜之山四百三十七".
但查《山海经·中山经》则称:"出锕之山四百六十七",可知原467被误为437.
又染色章云:"老子曰,甘受和,白受彩".
但遍查老子《道德经》不见此语,而实际上此语乃出于《礼记·礼器》篇:"君子曰,甘受和,白受彩",则"君子"又误作"老子"了.
又《陶埏》章有"万室之国,日勤千人而不足",从字面上看就费解.
万户之地面千人制陶,怎么还供不应求呢此语出于《孟子·告子》:"万室之国一人陶,则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则此处将"一人"误作"千人"矣.
这些地方我们都作了改正.

为读懂原著,还要了解其所引典故的含义.
在这方面,《十三经注疏》、"二十四史"、《佩文韵府》、《辞源》等工具书会提供帮助.
如《粹精》中有"杵臼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之语,引自《易经·系辞下》,"断木为杵,掘地为臼.
杵臼之利,万民以济,益取诸小过".
"小过"为《易经》第六十二卦卦名,卦象艮下震上,艮为山主静,震为雷主动,此处杵臼工作原理从"小过"卦象得到启发,臼在下静止,杵在上运动.
又如武器章有"《汉书》名蹶张材官"之语,山于《汉书·申屠嘉传》:梁人申屠嘉"以材官蹶张",唐人颜师古注:"材官之多力,能脚踏强弩而张之.
"以手张曰臂张,以脚踮弩为蹶张.
于是意义使明白了.
还有像"天工开物"、"家食之问"等等,都要找山原典所在、弄清真实含义.
书中有些人名、地名也要查考.
如《珠玉》章说金代采珠于蒲里路,查考后得知实为金代上京的蒲与路,在今黑龙江省克东,则"蒲与路"又误为"莆里路"了.
又《陶埏》讲"龙泉华琉山下,有章氏造窑",查考后实为龙泉县南的琉华山,非华琉山也.
《舟车》、《珠玉》章提到"平江伯陈某"、"宋朝李招讨",必须查到其本传.
前者指陈瑄(1365-1433)字彦纯,合肥人,永乐时被封为平江伯,并任总兵官、总督漕运,议造平底运粮浅船,事见《明史》本传.
后者指李重诲(946-1013),金城人,宋太宗时任郑州马步都指挥使,累官至缘边十八砦招安制置使,见《宋史》本传.
经这番查考,我们的认识便提高一步.

受过科学教育的现代读者,常能用已掌握的的科学知识辨明《天工开物》中的某种提法是否正确,不必受其拘束,尽可独立思考.
如书中说水晶"未离穴时如绵软,见风尘方坚硬"、玉只有绿、白二色,有色者非玉,宝石皆出井中,日本国有造纸不用帘的,等等,今天看来都不妥当.
有时要参阅专业书籍或靠专业知识,才能领会《天工开物》某处原文含义.
那时没有温度计,对反应温度的描述还不能说出度数,但利用现代知识就能加深理解.
如《五金》章讲以铜与炉甘石炼制黄铜时炉甘石"烟洪飞损",后改用锌.
我们知道碳酸锌从300℃开始分解,则"烟洪飞损"时炉温必须300℃以上,而锌的熔点419.
5℃,沸点为907℃,因此用锌更好.
又书中讲造竹纸用纸药水,原文未提来自何种植物,只注曰"形同档竹叶,方语无定名",颇费解.
但手工造纸技术的专业知识表明,此处既非桃叶也非竹叶,而是杨桃藤即猕猴桃藤(Actinidiachinensis)植物的枝条.
古今造手工纸常用杨桃藤为纸药.
而桃为蔷薇科樱桃属、竹属禾本科,二者叶形并不像杨桃藤,而此处"竹"字或系衍文.
《燔石》章石灰节也曾提到杨桃藤汁作粘剂.

这里找出《天工开物》中一些差错,不是意在贬低它,而是为了排除差错,保留其全部精华.
为进一步了解此书,还可以参阅专家们写的对此书的有关研究作品及各有关专业著作.
研读此书,当然首先要读懂原文全部含义,一般说书中一些文字不难看懂.
遇有难字可查字典及辞书,遇到难名则需反复推敲方能理解.
现在此书已有了日文、英文及部分德、法文译本,更有了汉语白话译本,看起来更方便了.
这些译本可供读者参考,遇有不同理解还要以原文为准.
研读《天工开物》是为了了解中国古代科技实态,继承并发扬科学文化遗产,吸取其精华而剔除其糟粕.
通过与古代其他中外著作对比,找出该书所作出的新贡献及其独到之处,从而评价其历史地位.
也可发现其中不足,而予以补正.
作为一般读者,通过文字说明和插图来阅读并欣赏这部古典科技著作,有如畅游.
明代科技大观园一样,会获得思想养料和乐趣.
作为专业读者,阅读此书会发掘很多科技史料及社会经济史料,供作分要、论述其一课题的素材.
总之,我们希望这个译注本能对绝在多数读者来说具有可读性,这样我们便心满意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