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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10日星期五Tel:(010)62580821博客BLOG主编:张思玮编辑:王剑校对:王心怡E-mail押zhoumoban@stimes.
cn2网罗天下观点中国科研迈入新时代陈德旺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作为科研工作者,我们感到非常兴奋,同时也感到责任重大.
我们的确掌握了大飞机、航母、高铁、天眼等重大装备的设计、制造和建造技术,证实了我国在重大技术方面的集成创新能力.
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还有一些关键的核心技术并没有掌握的事实,比如发动机、芯片和操作系统等.
我国SCI论文总数稳居世界第二,尤其在、等杂志上时有论文发表.
尽管现阶段获得诺贝尔奖还较少,但已有突破,这说明我国在原始创新方面具备了敢实现突破的可能.
我认为,中国科研已进入新时代,从"跟跑"到"并跑",即将实现"领跑"的伟大飞跃.
我国科研已经全方位接近世界科学舞台的中央,将为世界科技的发展作出更大贡献,现阶段中国科研的主要矛盾在于科研工作全面取得进展与原始创新难以突破与若干关键核心技术没有掌握的矛盾.
那么,现阶段的科研工作应该采取何种具体措施,破解这个矛盾我从以下几点谈谈.
1.
集中人力物力,创新项目管理模式,对关键核心技术进行攻关.
现有科技部等国家部委的重点研发计划虽然组合了很多单位联合攻关,但是由于参与项目各个单位都是相对独立,难以统一管理.
各单位在申请项目和资金分配上积极性很高,在项目组织实施过程中相对松散,而且每个参与项目的人又有很多其他工作要做.
科研人员精力分散,科研管理涣散乏力,导致项目预期目标难以真正实现.
这个方面,可以借鉴"两弹一星"的做法,集中人力物力攻关,科研人员在一定时间内只专注做一件事,直到攻关目标实现为止.
也可以借鉴美国国家实验室的管理方法,大量招聘博士后以上的科研人员从事专职研究.
记得我在UCBerkeley访问时,经常去后山的国家实验室LawrenceBerkeleyNationalLab-oratory去参观访问.
该实验室的使命是把科学解决方案带给世界.
该实验室占地200多英亩,研究人员有3000多人,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从世界各国招聘来的博士后以上的研究人员.
这些训练有素的研究人员在一定时间专心从事一项科研任务.
这个实验室成为诺贝尔奖的摇篮,不断产生引领世界的原创成果,一般2~3年会得一个诺贝尔奖.
2.
改革现有资助管理模式,加大对原始创新的扶持和鼓励力度.
某种程度上,采用多位专家评审,只能评出四平八稳的改进型创新.
关于这方面,已经有很多专家撰写了很多博文进行论述.
建议要对现有模式进行重大改革,鼓励原始创新.
我们还可以尝试为鼓励原始创新设立专门资助机构,专门受理原始创新方面的申请.
对于原始创新,申请书没有固定格式,没有固定模板,也没有固定篇幅,2~3页的申请书也可以.
只要申请人有创新思想,能完成1项创新成果即可,不要太多的SCI论文来"交差".
不用组织太多专家评审,只要有1个专家大力推荐,即使其他专家都反对,也可以立项.
在立项时要写上某某专家大力推荐,该专家也要参与该项目的监督实施.
立项依据不是各位专家评审的平均分,而是评分的方差,方差越大,越有可能是创新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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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u/dwchen)癌症诊疗高新技术的背后姻阎影美国讲演家、作家罗曼·文森特·皮尔(1898-1993)被誉为"积极思考的救星",曾获得过里根总统颁发的美国自由勋章.
他著有一本畅销世界的佳作《态度决定一切》,该书曾在美国最畅销书排行榜上稳居十年.
书名中的"态"包括一层"心态"的含义.
成败的关键不在于拥有多高的智商,而在于我们做事的心态.
正确的心态不但对我们做人产生积极影响,而且直接决定了做事的效率高低.
对于做科研来说,这一点同样适用.
科研工作者如何保持良好的心态,完成课题的各项研究任务,这非常值得思考.
首先,正确面对科研中的失败.
这是我们教育的缺失,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是如何获得成功,却很少教育如何面对失败.
而科研的常态就是挫败感,不懂得这一点,就会成为衍生浮躁情绪的催化剂.
失败本身令人遗憾,但更可怕的是我们错误的面对方式.
正确面对失败需做到三点.
第一是分析失败的原因,这是常规逻辑下必须做的.
但如果你无法找到失败的原因,重新开始可能更加节省时间和精力,这是方法论的转变.
第二是总结经验教训,规划新方案.
开拓者们都是不惧艰险的,不断尝试才有可能成功.
第三,判断导致失败的原因是否为本质原因,这很关键.
假如你的实验方法或课题从本质上就是错误的,应该果断停止,避免无谓的付出.
其次,培养科研之外的爱好.
当人全力聚焦于一件事情时,很容易被它控制.
数据好的时候,就对科研信心满满;数据烂的时候,就对科研厌恶之至.
个人的科研状态完全被数据的质量左右.
科研并不是生活的全部,我们需要培养至少一项科研之外的爱好.
这项爱好有两点作用.
第一,可以转移部分关注的焦点,阻止研究者在科研困境中沉沦下去,利于止损.
第二,可以作为一种宣泄负面情绪的方式.
通过一项爱好,定期放松我们的大脑,清空被压抑的负面情绪是很有必要的.
卸掉身上的重担,轻装出发,这样可以让思维更清晰,激发我们的创造力.
再次,秉持低期望高标准的科研态度.
生活中究竟有没有诗和远方,主观认识是关键.
期望是一把双刃剑,期望越高,失望也就越大.
所以,我们在做科研的过程中尽量抱着一颗积淀的心态,而非一口吃成个胖子的急于求成.
低期望,即使数据质量不符预期也不至于心理落差过大,灰心丧气于暂时的失败而一蹶不振;高标准,在预期目标未达成的情况下,降低标准也是一种折中.
收获的是在追求高标准的过程中扎实基础,以待厚积薄发.
最后,养成规律运动的习惯.
通常创新能力强的人,都是精力充沛的,规律运动对保持旺盛的精力非常重要.
运动不只是身体疲惫感消失,心情也会晴朗起来,科研状态就会好,思维的困境自然迎刃而解.
看过电影《冈仁波齐》之后,让我联想到做科研何尝不是一次朝圣之旅,修炼一份平和的心态.
曲线有峰谷,人生总高低,山峰只此一点,稍纵即逝,更多的时候我们都在山谷中徐徐而行.
但时间从不辜负每一颗缓慢积累的耕耘之心,在经历数次挣扎、跌倒之后,我们总会见到那条蜿蜒奔腾的河流,就在山谷的尽头,那转弯的豁然开朗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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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u/skyscience)做科研需要怎样的心态姻黄旭(本版主持:温新红)如何评价取消百分制改为等级评价这是一个老问题.
之所以重提,是因为我的一位学生为此苦恼,苦恼源自89分与90分之间的微弱差别,被这个等级体系放大了.
他在信中提到:"自大一入学,我为自己制定的本科阶段目标就是能够保本系的硕士生.
大一期间,我的学习方法一直不太合适,成绩也不够理想,近两年来保研政策的突然变化更是给我带来了很大压力.
步入大二学年后,我在学习上投入了几乎全部的精力,成绩也终于有所起色.
但在等级制下,89分和90分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由于大三学年的总学分较少,而现在的我离保硕的目标还有一定差距,因此《信号与系统》这门课程的成绩对我来说,真的很关键……"这位同学对于自己的目标要求很明确,也能够严格要求自己,充满着对于未来的规划.
从老师、父母、同学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模范学生.
但他为什么感到苦恼和焦虑呢简单来看,这个焦虑来自于被学分等级制度放大了的差距所造成的.
如果没有等级评价的放大作用,至少没有这么大的焦虑.
等级评价制度似乎是将大部分同学中存在的竞争压力,集中在少数同学(在等级边缘处的)的焦虑.
或者说,等级制是增加少部分同学的焦虑解放了大部分同学的焦虑而已.
当然,从概率意义上来讲,这种集中并没有什么不公平,只是一次随机实验的结果,并不是为难某一个同学.
焦虑、紧张、压力等等通常会被认为是负面情绪,但这些情绪与渴望、警觉、动力等紧紧联系在一起,只是程度和表现不同而已.
考试成绩的压力,在不同年代,背后的内涵也不同.
今年教师节时,我参加了清华大学自动化系常迵教授诞辰100周年纪念会以及常迵教育基金成立大会.
常先生是谁、有哪些贡献、在网上一查便知.
不过有一点,常先生的名字在普通拼音输入方法中找不到,而且很容易被念错.
我们系的秘书念错了.
基金会上,捐赠方发言人也念错了.
在主楼大厅有常先生文物展览,其中他当年的成绩单引起了我的注意.
可以看到,当年常先生在清华的课程也多在七八十分,引人注目的他的高等微积分是100分.
在那个年代,这个分数意味着他们真正地掌握了这些科目,能够应用到未来祖国的建设当中,所以分数的压力是自己与自己能力之间的竞争关系.
我是"文革"后最后一届不收学费包分配工作的大学生.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是那个年代的学习口号.
现在回想起当年的考试压力,可能最大的来自于排名荣誉.
荣誉来自于内心想象,等过了一两周,也就烟消云散,没有什么焦虑.
因此,分数对于我们来讲,并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是一种虚拟的同学之间的竞争关系.
可现在的大学生,上学要收学费,推免需要排名,工作需要去竞争.
原来的高考分数的压力,现在已经往后延续了.
这样,分数的压力,就变成同学之间赤裸裸的竞争关系.
由此产生的焦虑也就变大、变长久了.
前面提到的同学给自己所定的小目标,是能够上研究生.
之后还可以继续定一个更大的目标,只是希望那个时候不要太焦虑.
他能够像常迵先生当年那样,将学习看成自己与自己能力之间的竞争,而非与其他人之间的竞争.
可真的会这样吗担任我这门课助教的研究生,明年也要毕业了.
前两个月,他在应聘工作前,对于自己心仪的公司往届的面试题目,也是老老实实进行了刷题,内心肯定是焦虑呀!
当然,如果在此之前能够发表几篇顶级的会议论文,也具有很大的竞争力.
而焦虑则会发生在写论文的时候.
还好,努力没有白费,他终于拿到了自己想去公司的OFFER.
于是,他这学期又选修了两门语言类的课程进行学习.
这两门课程的成绩对他不会造成任何焦虑了,只是兴趣.
有考试,就会有成绩.
有成绩,就会有竞争.
成绩可以看成自己与自己的竞争,也可以看成虚拟的同学之间的竞争.
如果是实实在在的同侪竞争,就会产生实实在在的压力,产生焦虑.
压力没有什么不好,只是希望它能够帮助同学们更快地成长,而不要掺杂太多的焦虑.
按理说,考试中,最没有压力感的应该是教师.
当教师,的确很快乐,也很光荣.
但是,看到常迵先生《岂敢自恃误后生》的著作,还是感到了深深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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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u/zhuoqing)常迵先生塑像学分等级评价带来的焦虑姻卓晴癌症已经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主要疾病之一,其发病率近年来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
数据统计:10年前,世界范围内有1270万人患有癌症,对经济的影响接近2900亿美元.
到2030年,因人口增长,人口老龄化和生活方式改变等因素,癌症人群将会达到2170万,预计产生的经济成本将达到4580亿美元.
近些年来,癌症治疗在技术层面飞速发展.
新靶向药物产品犹如井喷,这些技术的开发使癌症治疗的水平不断提高.
然而,有的学者认为,使用最新药物和新技术治疗癌症过于昂贵,并没有使全球范围癌症患者的生存期得到改善.
那么,导致总体癌症患者的生存状态没有明显改善的原因都有哪些呢《自然》杂志最近的一篇评论谈到了这个问题.
通过调查研究和数据分析,结果认为,导致癌症生存期和死亡率相对比较差的那些国家,其主要原因是这些国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存在缺陷,是否拥有先进的技术并不是主要因素.
先是基础医疗的投入不足.
即使在欧洲国家之间,每种癌症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也差别极大.
例如,2014年乳腺癌患者生存率在最好的欧洲国家和生存率最差的欧洲国家之间相差14.
5%,而直肠癌生存率相差高达32%,调查显示这种差别主要由于基础医疗投资的差别所造成的.
在亚洲的一些中等或低收入国家,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在某些实体瘤患者诊断一年之后,患者的死亡率有12%(马来西亚)至45%(缅甸)的明显差别;同时,中等和低收入国家还存在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负担不起癌症治疗的费用,癌症诊断一年之后,因支付治疗费用而陷于财务困境的贫困患者比例高达1/4(泰国)到2/3(越南).
其次,新兴经济体和大多数低收入国家的许多医院缺乏治疗各种癌症所需的基本基础设施和人员.
例如,孟买癌症中心是印度历史最长和最大的癌症治疗和研究中心.
拥有164名高级技术人员,每年面对4万名患者.
而美国MD安德森癌症中心,每年面对3.
3万患者,但高级技术人员1834名,是孟买癌症中心的11倍.
在非洲大部分地区,平均每230万人拥有1名病理专家.
在高收入国家,通常每1.
5万至2万人就拥有1名病理专家.
即使在资源充足的城市地区,由于缺乏规范的标准和审核,降低了许多临床实验室诊断的有效性.
训练不到位的技术人员常作出不正确的诊断,或者未作组织分析就出具病理报告.
不过,该评论并没有提到有关中国的数据.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可能已经与中等和低收入国家的情况很不相同了.
根据普遍的体验,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肿瘤医院外地患者人满为患的状态,以及一旦患病通常会去寻找与医院有联系的社会关系,以求得较好治疗,从另一个侧面提示,中国二、三线城镇与大城市相比,在治疗各种癌症所需要的基本基础设施和高素质专业人员资源方面存在明显不足,小城市患者拥有及时有效癌症诊疗的资源十分有限.
以此推测,中国不同地域的癌症生存期和死亡率,很可能与欧洲和亚洲其他国家类似,也存在着明显差别.
此外,高科技产品的昂贵价格和不成比值的性价比,也妨碍了创新技术在改善全球范围癌症患者的生存期和死亡率中应该发挥的作用.
例如,使用靶向药物贝伐单抗的价格,每月为4000~5000美元,一般需要连续使用到癌症出现进展.
这种药物在印度目前被考虑作为转移性结肠癌的标准治疗方法,临床试验显示,贝伐单抗仅比常规化疗延长生存期6周左右的时间,而价格与常规治疗相比,对广大低收入人群来说,可以说是天价.
另一方面,某些常用药物的潜力并没有被充分开发,比如,治疗雌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和卵巢癌的药物他莫昔芬,每月用量价格在50美元左右,在印度的许多地方,没有足够的病理人员做这项雌激素受体的检测,因此无法指导成千上万的患者接受恰当的他莫昔芬治疗,如果能够做这项检查就可以使乳腺癌治愈率进一步提高10%.
在发达国家,目前对开发抗癌新药、新型外科和放疗技术治疗癌症的大力推动,充其量也只是处于一种进退维谷的维持状态.
2011~2015年公布的277项癌症药物治疗临床试验中,仅确定了15%的疗法使患者生存率或生活质量获得有意义的改善.
这些学者认为,研究显示,药物越昂贵,其临床效益就越低;而在中低收入国家,也以新技术为中心导向的癌症治疗途径很可能弊大于利.
比如,质子重离子直线加速器是目前一种新型放疗设备,每台机器的成本为1亿多美元.
这种疗法的成本/效益,或者说性价比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新兴经济体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计划安装至少18台这种设备.
只就中国而言,互联网已不算太新的资讯显示,国内至少有11家医疗机构已经签约,正在装置,或已经启用了这种设备,其中上海质子重离子中心的设备已经用于癌症患者的临床放疗.
然而,这些国家目前的普通基础放疗设备和技术人员平均短缺60%左右,实际上,这些基础设备和人员在普遍提高癌症治愈率和缓解痛苦方面要更为有效.
目前,低收入国家中,只有低于5%的癌症患者能获得安全的、经济上可以负担和及时的外科治疗;而中等收入国家情况稍好,约为22%的患者可以得到这样的治疗.
同样是这些国家,每年要在免疫治疗药物上花费数亿美元.
总之,在大多数新兴经济体国家中,长期存在未能充分利用普遍现有的医疗资源.
对中低收入国家来说,普遍存在的是缺乏卫生普及教育和常识,缺乏医疗支付能力和可利用的基础治疗条件,想要得到改善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需要政府部门、政策制定者、卫生管理人员、医务工作者、研究人员、社会团体和患者组织的共同协作.
此外,许多媒体炒作往往使得人们认为新的技术就是更好的.
而疾病本身体现的复杂性也能使医疗产业中的各类人士,更容易去说服政策制定者优先考虑采用高新科技解决问题的方案.
实际上,新技术并不必定代表是好技术,也并不必定代表将来会产生好的成本/效益结果.
现实中,真正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性价比优秀的癌症治疗高新技术和药物并不是很多.
因此,无论公共机构或私人,对高新技术的投入需要更严谨的专业同行评估和参考来自患者的信息反馈.
国内目前在生物医药方面,诸如干细胞、免疫治疗和精准医学等高新技术领域有投资热,跨界投资者大有人在,一方面反映了科技发展的进程,另一方面也存在不小的盲目性.
所以,谨慎和科学的评估对防止社会资源的浪费,减少投资者的风险是很重要的过程.
近几十年的数据和经验还显示,如果以外科医生加之多学科团队成员的方式来治疗患者,那么癌症患者的治疗效果会更好,说明多学科综合诊疗的重要性.
总之,加强癌症医疗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底层癌症患者提供负担得起、相对公平和有效的癌症诊疗体系,将有助于确保在正确及时的时间,应用正确的诊疗技术,治疗正确的癌症患者,从而提高癌症的生存率,减低癌症的死亡率.
这正是精准医疗要达到的目的.
我认为,这实际上也是在基层、在普遍意义上能够达到的精准医疗,或者说广义上的精准医疗,比癌症相关基因检测靶向药物治疗层面的精准医疗,更具有普遍意义和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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