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北京市委郊區工作委員會在1950年3月組織了為期兩周的農村黨員訓練

班,開設以時事、黨的基本知識,以及未來中心工作為主要內容的課程,以提高在北京郊區土地改革中新吸收和培養的基層黨員幹部的政治覺悟和工作能力.
本文研究發現,郊委針對學員思想動態的調查顯示,國家政權與基層社會的初步互動體現出雙方對彼此的認識存在差距;在隨後黨訓班的學習過程中,「做好黨員」的核心訴求始終貫穿其中.
面對郊委對「好黨員」在各種問題上的不同定義,學員採取了不同的日常政治策略逐一應對:從時事學習時遵從二元世界觀、黨的基本知識學習時修正工作重心與修飾「好黨員」標準,再到面對增產目標時消極逃避承擔.
由此,黨訓班成為國家政權與基層社會圍繞「做好黨員」的標準雙向互動的場域,並展現出一幅京郊基層社會的日常政治生活圖景.
關鍵詞:北京郊區黨員訓練班日常政治國家政權基層社會1950年3月初春伊始,從1949年10月底開始、分三個批次進行的北京郊區土地改革至此已近尾聲,京郊社會正處在快速鉅變之中1.
面對土改中吸收的大量農村新黨員以及新選拔的基層村幹部,領導京郊土改工作的中共北京市委郊區工作委員會(以下簡稱「郊委」)認為,有必要對他們進行系統的培訓,以提高其政治思想覺悟,使其對黨團工作有基本的了解,並為土改後鞏固政權、發展生產等中心工作奠定良好基礎.
有鑒於此,郊委組織了為期兩周的第一期農村黨員訓練班(以下簡稱「黨訓班」),從京郊八個行政區(第「做好黨員」:1950年京郊黨員訓練班的日常政治安劭凡*本文在寫作和修訂過程中,先後得到王笛、楊斌、丘新洋、葉舒瑜等師友的閱正,衷心表示感謝.
尤其是兩位匿名評審人的意見,對本人極有啟發,在此一併致謝.
惟文責自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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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d4619年10月3日下午4:471950年京郊黨訓47班的日常政治二十一世紀雙月刊2019年10月號總第一七五期十三區至第二十區)2共選拔766名學員到班學習,授課內容主要包括「時事,黨的基本知識與今後中心工作」三部分3.
本文根據北京市檔案館所藏郊委報告及其他相關材料,以是次黨訓班為考察中心4,並希望通過日常政治(everydaypolitics)的微觀視角切入5,觀察和探討基層黨員幹部面對訓練班課程的要求與規範時,或遵從、或修正、或逃避的策略與能力,來重新審視國家政權力量與基層社會雙向互動的具體過程,即中共政權對地方基層社會的形塑過程,以及農民黨員、基層幹部對鉅變中的政治生活的融入與因應.
在筆者看來,既有研究多對中共政權與基層社會採用非此即彼或二元對立的分析方式.
所謂「非此即彼」,是指對中共政權與基層社會關係的研究往往只注重一面,而非二者的互動過程.
一方面,對高層政治與國家政策的研究中,雖亦涉及基層社會,但只是將其作為宏大政策的受體和政策實施過程中的最後一環,也即「政策效果」型敍事6.
另一方面,對基層社會的研究在走向微觀的村史或個人生活史的同時,又往往缺乏國家層面的關照,陷入「碎片化」乃至「雞零狗碎」的境地.
雖然村史或個人史研究未必真的缺乏國家關懷,但確實存在着立基於社會層面,批判國家權力對社會領域的滲透與控制、着意於社會生活如何「抵抗」國家權力的傾向7.
這一傾向更進一步的發展便是強調國家與社會的「二元對立」,在國家與社會關係、公共領域與市民社會等社會科學理論影響下,國家與基層社會的互動主要呈現為二者對立的關係8.
不同於上述分析模式,本文更加關注國家與社會在革命世界觀形塑、黨的工作與原則立場,以及糧食徵購博弈等方面,由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雙向互動過程9,特別是在怎樣「做好黨員」這一核心問題上,基層黨幹是如何根據自己的日常生活經驗與日常政治策略回應國家的政治需索.
一思想動態:體認基層社會郊委第一期農村黨訓班在1950年3月4日於北京東直門外某處正式開班bk,共有到班學員766人,絕大多數為黨員、團員(表1).
由於學員分別從京郊八個行政區選調而來,故黨訓班將其編為八個支部,共七十六個小組,以便於分組座談和課後小組討論bl.
從黨齡來看,京郊土改中剛剛吸收的新黨員超過八成bm;從文化程度來看,學員中「能寫簡單筆記的約百分之三十,能認不能寫的佔百分之十,其他則毫無一點文化」bn,也就是說超過半數的基層黨幹是不識字的.
從1930年代陸續進行的一些社會調查來看,京郊部分村鎮文盲率高達80%以上,而1947年對京西冉村的調查顯示,成人文盲率為52.
69%,故黨訓班學員的文化程度與京郊平均水平基本持平bo.
由於學員多不識字,不能做筆記,即使能做筆記者,也需要授課人注意適當控制語速;此外,有學員反映聽不懂教員的口音,對授課內容的理解自然受到影響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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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d4719年10月3日下午4:4748學術論文表1第一期農村黨訓班人員構成人數比例學員來源村支書13117.
1%組宣委員445.
7%青年團支書7810.
2%軍委405.
2%正副村長9812.
8%治安員769.
9%農會主任8911.
6%委員*7810.
2%非黨村幹(群眾)31(16)4.
0%(2.
1%)未註明10113.
2%學員性別男性68489.
3%女性8210.
7%總數766100%資料來源:〈京郊黨訓班一天工作報告〉(1950年3月5日)、郊委組織部:〈郊委第一期農村黨員訓練班工作總結〉(1950年4月26日),載《1950年3月市委郊委第一期農村黨員訓練班總結報告》,北京市檔案館,中共北京市委檔案,001-014-00102.
說明:*據目前掌握材料,尚無法推測「委員」具體指何種委員.
在黨訓班的課程安排上,從3月4日至17日共計十四天,每天上課六個半小時,教員基本上由郊委主要領導幹部構成,課程內容涵蓋時事、如何「做好黨員」、怎樣做支部工作、黨的基本知識、治安與生產等各個方面,每天課後有分組討論,以配合當天的課程安排(表2).
表2郊區村幹黨訓班課程表時間課程內容教員備考3月3日座談會3月4日開學典禮報告柴澤民3月5日時事李樂光3月6至7日怎樣做好黨員劉仁3月8日怎樣做好黨員及團課劉仁、團中央單抽團支書上團課3月9至10日怎樣做支部工作蘇民3月11至12日黨的基本知識(黨綱黨章部分)安平生3月13日報告顧大川3月14日治安工作賀慶長3月15至16日生產工作周鳳鳴3月17日總結柴澤民資料來源:〈京郊黨訓班一天工作報告〉.
說明:(1)上課時間定在上午9時半至下午4時,如有變動另行通知;(2)報告以外是小組討論時間;(3)3月6日至12日部分報告的內容與順序與課程表計劃略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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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d4819年10月3日下午4:471950年京郊黨訓49班的日常政治在京郊土改進入尾聲時被吸收而來的基層黨幹,面對新生的國家政權加強學習培訓的要求,他們有着怎樣的態度與應對方式換言之,基層黨幹在多大程度上積極自願參與到黨訓班的學習之中對於這一問題,郊委認為多數學員是自覺與熱情的:「他們急切想學習到黨的各種政策知識和工作方法,他們想見上黨的領袖毛主席、彭真同志.
」但亦不諱言「落後」現象的存在:「有部分學員因來校前沒有幫助解決家庭生活困難,又因春耕已到,有不安心學習的現象.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學習中〔郊委〕曾徵求學員意見,家庭生活困難的可以回去,就有百人提出願走(當然也有其他原因),經動員後回去了二十餘人」bq.
可見在七百多名學員中,有一成左右的學員由於種種原因不願留下學習,其中二十多人甚至對郊委的動員無動於衷,執意返家.
有些學員甚至可能是迫於政治壓力違心前來的:「有極少數學員因來時動員方式簡單,是不得已來的.
」br.
黨員不願留下學習的原因大致有三種:一是怕耽誤農活與工作.
有些黨幹掛念土改中剛剛分得的土地,春耕在即,卻「並未撿足夠的糞」;有些幹部擔心耽誤村裏的工作.
二是不想失去更好的工作機會.
有些黨幹因西郊的石景山鋼鐵廠、發電廠招臨時工而希望前去應招,不願花時間參加培訓bs.
三是學習條件艱苦.
由於準備倉促,教室環境極其簡陋,「有的房子沒有門」,有的黨幹只能睡在「鋪了一層乾草的潮濕地上」,一度「使病號曾達三十餘人之多」.
這與農村基層黨幹想像中的「城市住房」有很大差距,因而曾「引起了一些不快情緒」bt.
由此可見,京郊鄉村的基層黨幹在面對是否參加為期兩周的黨訓班這一問題時,也有着個人利益與現實困難等方面的複雜考量.
實際上,如果細究所謂積極參加的多數學員的動機,則還有更為深層的因素牽涉其中——最重要的,恐怕是出於對新政權以土改重構京郊鄉村社會秩序後,他們應如何應對近乎全新的日常政治生活的好奇.
也就是說,已是黨員和基層村幹的學員尚不能真切體會:入黨究竟有甚麼「好處」隨着黨訓班課程的正式開始,郊委對本應是學習熱情高漲的學員進行了思想情況摸底,得出的結論卻基本是負面的,在報告中幾乎是以一種抱怨的口吻寫道:「一些黨員總以為入黨應該有些好處才行.
」ck在多數京郊黨幹的日常生活經驗中,入黨和當選村幹理所應當地意味着擁有某種「特權」,即先於他人獲得利益或好處的權力.
有一名老黨員問政府借錢開煤鋪未得應允,便抱怨「黨員還有甚麼用」還有的說:「我有功勞,政府應給我400斤小米造個房子.
」一名黨支書這樣理解黨的組織生活:「組織生活就是為了知道誰家庭生活有困難,黨可以想法解決,讓政府發點糧食.
」當事與願違時就抱怨:「當個黨員究〔竟〕有甚麼好處」還有的黨員「以共產黨員的名義不交公糧,以為一個黨員應該有特殊待遇.
不得已後來交了公糧,但內心不服,想〔退〕出黨,不交黨費」,還反而說「你們不要我了」cl.
民國以來,京郊社會的政治組織形式經歷了從「自治」到「保甲」的演變,在1949年前夕,保甲制乃國民政府強力榨取地方資源的工具,鄉村保甲長則是負責糧食徵收和勞役攤派的實權人物cm.
剛剛經歷土改的基層黨幹顯然有c175-201811005.
indd4919年10月3日下午4:4750學術論文意無意地根據自身的日常生活經驗,把黨員身份理解為像保長、甲長這樣的能獲得實際利益的「官缺」,因而一再追問做黨員究竟能有甚麼「好處」,而未及領會一名黨員的光榮與先進,恰恰在於其不計較個人利益的得失,以及先人後己的奉獻精神.
由此也就不難理解,儘管學員表示要「起帶頭作用」,但始終未能真切理解到底「黨員應起的作用」是甚麼cn.
報告還對新、老黨員的思想情況進行了區分,認為老黨員「多表現自高自大,以功勞自居,抱怨上級,不團結,工作不積極」,而新黨員雖「一般是對黨了解不夠,但情緒高,積極,願意學習,有好奇心」,當然「個別也有作風不良,不積極等現象」co.
總之,儘管在郊委報告中還有許多林林總總的記載,但大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京郊基層社會的實景:以郊委為代表的中共政權力量希望通過開辦黨訓班的方式加強基層黨幹的政治覺悟與工作能力,然而思想動態調查的結果卻難稱滿意;受訓學員對做黨員並無實質性的「好處」同樣難掩失落,不少甚至牢騷滿腹.
在國家政權力量與基層社會的初步互動中,彼此對對方的期待均與實際有着不小的差距.
在其後的黨訓班學習過程中,郊委與基層黨幹逐漸加深了相互的了解,面對「做好黨員」、做好支部工作、增進對黨的認識,以及搞好生產的多項要求,基層黨幹依照與自身利害干係的程度以及日常生活的經驗邏輯,或遵從,或修正,或逃避,以不同的日常政治策略和智慧逐一應對.
二時事學習:遵從二元世界觀3月5日,時任郊委書記柴澤民cp完成了開學典禮報告,中共北京市委宣傳部副部長李樂光cq作為當天時事課程的教員為學員授課,也做了時事報告.
儘管具體的課程內容不得而知,但從郊委3月7日針對時事課程學習情況的總結中不難發現,經過兩天的討論,學員已順利形成了較為一致的看法,即從敵我兩個陣營的角度去認識「國家大事」和「國際問題」cr.
具體而言,由於基層黨幹多從京郊各個鄉村而來,他們往往關注各自鄉村內部的事務多於外部世界發生的事情.
郊委發現絕大多數黨幹對「一些村裏具體問題(土改鬥地主等)很有勁,而一提起國家大事、國際問題,就鑽不進去,無從說起」cs.
根據李景漢在1928年對京西掛甲屯的社會調查,村民對外部世界的政治意識是極其淡漠的,他們不但不知大總統是誰,甚至連本縣知事都不清楚ct.
郊委決心扭轉鄉村社會長期以來的政治淡漠局面,他們想到的方法是以「從近到遠、從村裏到世界」的方式進行討論,由此首先得到的統一認識便是「敵我界限」dk:村裏,一夥是吃人的地主,一夥是被壓迫的農民;全國,是蔣介石一夥,廣大人民一夥;全世界,是以美帝為首主張侵略的一夥,以蘇聯為首的,主張和平民主的是一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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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d5019年10月3日下午4:471950年京郊黨訓51班的日常政治從學員日常生活經驗最為熟悉的村內出發,敵我對象以剝削壓迫為依據分為地主與農民;在國家大事上,敵我則以國共分野dl;至於國際問題,則以資本主義陣營和社會主義陣營的對壘進行區分,並強調美國和蘇聯的代表性dm.
由敵我二元的分類出發,郊委進一步引導學員認識到敵弱我強的力量對比,以增強政權威信:「在討論中,有的說過去只知是咱們的困難少,知是敵人的困難〔多〕.
現在就清楚了,咱們困難不長,可以克服;敵人的困難越鬧越大不能克服.
以前光知道民主國有蘇聯、中國,這一下知道了還有蒙古等好多民主國家.
各國都有共產黨,心寬了.
再加上帝國主義國家內人民也和咱們一心,力量比它大多.
過去普遍怕打三次世界大戰,『現在咱這大力量可不怕它』.
」dn至此,在郊委的引導和教員的形塑下,敵我分明、敵弱我強的二元世界觀在基層黨幹中基本形成.
不同於得知做黨員並沒有「好處」時的心理落差,大多數學員對二元世界觀並沒有太多的異議,普遍採取了遵從的態度.
當然,這種態度並不意味着他們對中共的世界形勢話語有何實質性的體悟.
從郊委時事學習總結所列舉的得到解決的基本問題(明確了敵我界限、認清了敵我力量和中蘇、中美關係等)中,我們可以看到多數學員只是在用剛剛學到的新話語來附和課程希望灌輸的正確認識.
例如,「蘇聯是咱老大哥,他代表咱無產階段〔級〕的」、「蘇聯是實心實意幫助中國,幫助機器鬧生產,美國幫蔣介石槍炮,打中國人民」,基本上只是附和美蘇對立和蘇強美弱的既定觀點,而類似「美國過去貸給中國東西,是給中國人民帶來禍;蘇聯貸款給中國人民帶來了福氣」這樣「美國帶災,蘇聯帶福」式的發言,則更是流於揚蘇抑美的簡單表態do.
進入1950年代,隨着「聽話、跟走」的政治常態逐漸形成dp,類似的表態性言論往往充斥於各種會議活動,並作為客觀現實的真實反映而被記錄在檔案和報告中.
然而,發言者的真實心態未必會由此被全然遮蔽,細讀郊委時事學習總結中所列舉的幾個尚未解決的問題(多為關於中、美、蘇三國關係的細節問題),似乎可以體會到一種基層黨幹有意不求甚解的態度:有學員認為,既然社會主義陣營壓倒資本主義陣營,那麼「第三次世界大戰絕對打不起來了,咱們這大力量」,但郊委認為這是「絕對樂觀」,似乎意識到對敵我力量對比的宣揚有些過頭;有些則不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戰早已結束,問及「既然分成兩大陣營,為甚麼帝國主義還互相打呢」更多的學員則充滿好奇,所問的問題五花八門,如「美國的原子彈究竟怎麼樣」「既然蔣介石快完蛋,為甚麼美國還供給他」「全世界有多少民主國家各自有多少人共產黨最大領袖是誰」此外,學員困惑的另一個焦點在於中蘇同盟關係,如「蘇聯對中國這樣好,他國內人民滿意嗎不鬧意見嗎」「中蘇友好協會是怎麼回事」dq面對這些問題,郊委顯然沒有精力逐一進行簡潔明瞭的解釋.
在基本遵從而非試圖挑戰美蘇對立、中蘇同盟、敵弱我強等大原則的前提下,京郊的基層黨幹以十足的好奇心不斷追問,似乎展示着空前的政治熱情,儘管這些問題的本質只是對給定的敵我界限與敵我力量原則的延伸與補充.
然而,這種對中共自上而下宣示的二元世界觀的不求甚解,說明學員未必真如他們所表現的那樣關心國家大事和國際形勢:多數基層黨幹之所以採取遵從和「跟走」態度,c175-201811005.
indd5119年10月3日下午4:4752學術論文很大程度是因為國家大事和世界格局與他們的切身利益並不直接相關dr,但為了表示對「做好黨員」的信心與期待,他們還是選擇主動跟緊中共主導的二元世界觀,從而站穩階級立場,保持政治覺悟.
郊委以「從村裏到世界」的話語方式使絕大多數黨幹接受了敵我分野鮮明的二元世界觀,黨幹則同樣以「從村裏到世界」的日常政治策略排列輕重緩急,不過份糾纏於何以分為敵我、何以敵弱我強的問題.
畢竟時事學習得再多,也無非是面對造謠誹謗時能夠「有得說」罷了ds.
三甚麼是黨:修正基本知識3月6日至12日,京郊黨訓班先後學習討論了郊委組織部長蘇民(生平不詳)關於「怎樣做支部工作」的報告、郊委秘書長安平生dt對「農村統戰工作」的報告,以及北京市委組織部長劉仁ek有關「怎樣做好黨員」的報告el.
這三場報告在整個黨訓班中最具分量,不僅因為其構成「黨的基本知識」的主要內容,更為重要的是,它們共同體現了「做好黨員」這一郊委領導與基層黨幹彼此進一步體認與競逐話語權的核心要素.
前文提到各村支書在學員中佔17.
1%(表1),比例最高,對他們而言,做好支部工作本應是「做好黨員」的一項先決條件.
然而,據蘇民的報告及之後郊委的總結報告,絕大多數支書並不了解甚麼是黨支部,以及黨支部是做甚麼工作的.
當一名支書在教員報告時聽到「組織支部」時,還以為是在講「組織織布」的生產工作.
至此,郊委才了解到「各村雖建立了支部,但黨員對支部沒有認識」的問題em.
對於支部產生的程序,許多學員的認識也是模糊不清的,有的認為「沒有黨員也可成立支部」,或者「群眾村長、好的團員可以參加支委會」,並不了解黨組織與政權組織的區別.
通過討論與學習,多數學員了解到支部的主要工作en以及支委的主要分工:「知道支書、組織、宣傳、民政、保衞委員等主要做甚麼工作.
」對於這些支部性質與分工的基本知識,多數學員沒有異議,與接受國際局勢與國內形勢的時事學習時的遵從態度相似,一般都表現出希望加強學習的熱情,如「組織委員有八項工作,我只做了兩項,今後可得好好學習」;或者是表現出慚愧的情緒,如「我們支部簡直沒做甚麼工作」eo.
然而,在對支部工作的學習過程中,「支書兼職」和「支部如何實現領導」兩個問題卻成為學員爭論的焦點:有人認為支書不能兼職,因為「一兼職就易包辦代替,不是耽誤工作就是耽誤生產.
工作生產做不好會三面受氣,上級要批評,家裏要生氣,村裏群眾要抱怨」;有的認為應當兼職,「這樣可以把工作統一領導起來,工人多的地區支書就兼做工會主任,農業區就兼農會主任」;也有的認為應兼政權幹部,這樣可以獲得一部分補貼糧.
對於這個問題,郊委也並無統一的看法,只泛泛提到對此「需要在思想上統一起來」ep.
而對於支部如何實現領導及其與各部門關係的問題,學員顯然不能夠真切理解複雜的黨政關係與結構:既然黨是領導一切的,那麼「區政府大還是支部c175-201811005.
indd5219年10月3日下午4:471950年京郊黨訓53班的日常政治大」「支部做全村工作還要村長嗎」對此,郊委同樣只能以「這個問題還需詳細解釋」為報告作結eq.
不同於時事學習時的普遍遵從與不求甚解,在具體的支部工作問題上,學員顯然才剛剛認識到做黨的工作的艱鉅與複雜,一時欲求「甚解」而不得.
從郊委的角度來看,雖然多數學員對支部工作的內容和分工有了初步了解,但在面對如「支書兼職」和「支部如何實現領導」等一些具體又複雜的問題上,郊委顯然遇到了解釋能力方面的挑戰,難以具體界定各黨政職位的權責.
可以說,雙方在這些問題上的互動顯然不如在時事問題上順暢.
當然,如果說關於「怎樣做支部工作」的討論還只限於工作問題的話,那麼「農村統戰工作」的討論則揭示出雙方在「做好黨員」的立場與原則上開始貌合神離.
至於安平生在有關「農村統戰工作」的報告,主要講了兩點,一是「農村團結」,二是「警惕地主反攻」.
從郊委事後的總結來看,多數學員對地主的「破壞活動」討論最為熱烈,包括地主如何收買幹部、威脅造謠、說土改的壞話等等.
如十六區樹村某地主土改時說:「共產黨長不了,中農入農會甚麼也落不着.
」十四區舊宮村某地主在土改後交公糧時說:「八路軍手段可毒了,公糧多厲害呀,嘴上說的好極了,心裏可狠了.
你們幹部全是傻瓜,以後全給你們帶走.
」er由此看來,基層黨幹應當已在相當程度上接受了地主剝削壓迫農民的階級敍事,也符合村內「地主一夥,農民一夥」的二元世界觀認知.
但當他們討論到為何要團結中農的問題時,卻陷入了所謂不夠深入、「引不起爭論」的局面.
認為應當團結中農的人從不要擴大打擊面的策略性角度出發,說道:「中農在村中裏的人數很多,不團結他,叫地主富農拉過去,仗是打不勝的.
」還有人說:「我們一定要團結中農,因為他也受地主們剝削壓迫,如果我們不團結他,我們的打擊面太大了.
」es這些正是符合中共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孤立敵人的經典策略表述et.
然而實際上,郊委也發現許多中農並不為口頭表態所動.
有的中農說:「土改我也不分也不鬥,殺人不落一把,管他呢」有的則「動員他加入農會他們都不願加〔入〕」fk.
「不分也不鬥」意味着,多數中農充分意識到自己在土改中既不得利,又不至受打擊的超然地位,也意味着基層黨幹想要做好「團結中農」的工作,恐怕會遇上更大的挑戰.
畢竟「土改過了,中農不聽指揮了,也沒法領導他,又不敢鬥他,怎麼辦呢」fl學員對警惕地主破壞活動的熱烈討論與對團結中農的泛泛而談形成了鮮明對比.
他們熟稔地將鬥爭矛頭統統指向地主,在敵我鮮明的二元世界中,警惕、揭發地主的任何破壞活動,哪怕將其怨言寧左勿右地定性為階級反攻,都是符合一名「階級立場穩」的「好黨員」的標準與條件的fm.
中農問題則不然,中農既無向以貧、僱農為主的黨幹靠攏的迫切壓力,黨幹又無吸引中農的具體辦法,團結中農自然流於空泛.
在階級立場與統戰原則的比重權衡上,多數學員無異議地選擇了倒向前者fn.
儘管一名「好黨員」應當是既站得穩階級立場,又能堅持黨的統戰方針與原則,但他們似乎有意修正對這一原則的理解與執行方式.
基層黨幹與郊委在「農村統戰工作」問題上的貌合神離也從一個側面表明,中共對基層社會空前的改造與治理不但需要基層黨幹在c175-201811005.
indd5319年10月3日下午4:4754學術論文數量上的擴充,更急需他們在工作能力、立場原則,乃至思想覺悟方面上的全面提升.
如果說在團結中農問題上尚能維持「貌合」,那麼當學員聽完劉仁有關「怎樣做好黨員」的報告後,則幾乎全都感受到了震撼,「思想上起了很大的波動」.
他們紛紛表示與「好黨員」標準相比,自己「差得太遠了」,「做個共產黨員可不簡單吶!
」除了若干「見賢思齊」、希望積極改進自己的學員外,不少人「在思想上卻形成了一種負擔」,產生了適得其反的畏難情緒,如「有的黨員就覺得自己騙了黨」,因為在「許多方面都夠不上黨員的標準」.
雖然沒有課程報告內容方面的材料,但我們能從討論情況中大致推測教員講到的「好黨員」標準:「一個黨員是應起模範作用的」,而這種「模範帶頭」作用又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是否對黨忠實」,二是要志願參軍、參幹,三是能否做到先人後己fo.
有一個十分生動的學員間相互追問的例子,摘列如下:十三區有一名黨員學員曾請假要求回家,在討論志願參軍時卻又故意表現勇敢:「都說敢去當兵打台灣,我看真心的只有一半.
」其他學員追問他:「你呢」「我麼去!
」「老婆孩子拖住你怎麼辦」「告訴她黨的命令要服從.
」「拖住你的腿怎麼辦」「一腳踢開!
我要和她說,打台灣去,十年八年才許回來.
」「那你幹嘛老想請假回家這幾天都想家還遠了」他馬上轉移目標說:「追追別人,怎麼老追問我呀」fp這則被列在郊委總結報告中「對黨是否忠實」問題內的事例說明了幾個問題.
首先,它說明不能對黨隱瞞任何自身的真實想法,是對於一名「好黨員」的首要要求.
其次,這名黨員積極參軍的「偽裝」被其他學員揭穿,說明大家對彼此情況都很了解,且類似的「唱高調」行為恐怕並不鮮見.
正如郊委敏銳地意識到的那樣:「具體談到當兵、當幹部時,大家一致認為,怕當兵、怕當幹部就不是好黨員,但是否都能做到心裏願意就是一個問題.
」有的聽完報告說:「這不是給捆上了嗎」還有的黨員說:「我還以為黨員比別人強呢」,暴露出其入黨動機有為了得到「好處」的成份.
此外,黨幹往往有家庭方面的現實顧慮,即使衷心志願參軍、參幹,也很難無後顧之憂地投入其中fq.
還有黨幹着重檢討自己自私自利的行為:「檢討出自己在分配果實時沒收地主鍘刀,未上賬就留下自用」,「分了名勝古迹的東西不願退還」,承認「自己在分勝利果實時心眼裏想要,但怕群眾反映就沒要」;又或者檢討工作方式不當:「接收偽戰服23件,未經請示和討論擅自分給群眾」,「以前不服從上級,脫離群眾,自私自利,私自開幹部會」,不一而足.
然而,這種自我檢討卻愈發成為學員討論的焦點,對「好黨員」重要的「模範帶頭」標準的討論不自覺地偏移到作風整頓的方向上,甚至「有的組就偏於檢討缺點,好像沒有一點工作不是從個人利益出發的」,以致學員產生「討論不下去了」的感覺fr.
這種討論焦點的偏移固然有對自延安時期不斷強化的自我批評傳統的路徑依賴的因素fs,然而從基層黨幹自身的角度出發,未嘗不可能是他們面對「好黨員」的過高標準時進行的有意修飾.
由於京郊土改中新吸收的黨員各懷不同的入黨動機ft,且缺乏對黨和村政權工作的基本認識,因而在面對對黨忠實,志願參軍、參幹,以及先人後己的「模範帶頭」原則時,甚至產生了「當c175-201811005.
indd5419年10月3日下午4:471950年京郊黨訓55班的日常政治共產黨員太不容易了」的悲觀看法.
儘管多數人因怕「落後」而在語言表態上緊跟優秀黨員的標準,但這些表態往往經不起學員之間的互相追問.
所以很多學員在面對承認自己工作能力的落後與立場覺悟的落後之間的抉擇時,往往避重就輕地選擇了前者.
這樣的日常政治策略也同樣表明,靈魂深處的革命往往最難達致.
儘管京郊土改後的基層黨幹可以將「模範帶頭」的標準修飾於一時,但隨着1950年代後不斷密集的政治運動將革命的訴求節節推升,基層社會應對國家政治需索的日常策略已愈發難有施展的空間.
總之,學員對黨的基本認識經歷了「甚麼是黨」—「甚麼是黨的基本工作」「甚麼是黨的原則與立場」「怎樣做一名『好黨員』」的遞進性過程,在這一系列對黨的基本知識的學習中,儘管他們認識到支部工作的複雜與艱鉅,但對做好支部工作仍抱有很高的熱情;而當了解到還需兼顧階級立場與統戰原則之間的平衡時,二者複雜的關係令多數黨幹徑直選擇加強對地主的警惕與揭發,對中農問題則有意敷衍;而在要求黨員起「模範帶頭」作用、對黨交心、參軍爭先,以及面對利益要先人後己時,多數黨員雖對這一「做好黨員」的標準表示原則性的認同,但心底卻深感難以真正做到,甚至產生畏難的負面情緒,因而主動將其內涵修飾為對自己貪圖私利、工作方法不當的自我批評,以期增加「做好黨員」的現實可能性.
圍繞不斷拔高的「好黨員」標準,新生政權與基層社會在前者的層層加碼與後者的持續修飾中繼續互動着.
四「增產一成」:逃避國家需索在京郊黨訓班課程過半後,北京市委秘書長顧大川gk做了「組織起來」的報告,明確提出「今年增產一成」的生產目標以及成立互助小組的生產形式.
京郊基層黨組織作為貫徹郊委乃至更高層級的中共意志於基層社會的關鍵一環,本應負責落實上級下達的增產指示,並組織互助組.
然而在當天的討論中,許多基層黨幹對增產一成的目標顯得顧慮重重.
根據郊委的報告總結,京郊各區最主要的顧慮是「怕生產多了負擔就多」,郊委認為這是學員對北京市1949年11月頒布的農業稅則不夠了解所致.
然而,農業稅則實行的是有免稅點的單一累進稅,理論上確實存在「生產多,拿得多」的可能gl;有富農則顧慮因生產多再被戴上「剝削」帽子,害怕土改複查,如十五區南莊子一富農說:「我種不了就得僱人,不剝削就動不過來,再增產就成了地主,地不推出去,成份也改不了.
」還有的傳謠說:「共產黨搞土改,二次複查,三次複查,土地歸老家.
」甚至有些中農也「怕增產後糧食又會被分掉」gm.
除了生產意願上的重重顧慮,當時大量的統計表明,糧食產量也同樣不容樂觀,建國初期的農業產量一直未能回復到抗戰前的水平gn:十七區東湖渠的好地,〔七七盧溝橋〕事變前每畝地可打糧200斤老玉米,現只能打150斤;c175-201811005.
indd5519年10月3日下午4:4756學術論文十九區衙門口的好地「以前可打200斤小米,現在只能打150至160斤小米.
」以前有二千多隻駱駝,現在只有140隻,糞少影響生產;廿區的水地因使不上水,〔抗〕戰前每畝產1.
5石至1.
8石,現在是1.
2石至1.
4石.
儘管郊委在報告中堅持認為「京郊農業生產比戰前基本上沒有降低」,但從其列舉的產量增加的例證來看,多為少數品種得到改良的農作物以及受惠於個別新修水利設施的地區,因而就全郊情況而言恐怕並不具有典型性與代表性.
而且,若細讀報告便會發現,有些例子不但不能證明產量增加,反倒可以說明產量有所減少,如「十六區巴溝、六郎莊的稻地事變前種『紫金姑〔菇〕』,每畝產1.
6石.
日人來換種蚌珠,增至2石,後又換『小紅芒』,增至2.
7石.
〔抗戰〕勝利後減至2.
5石,去年收2.
3石」,恰恰說明1945年後兩村的稻地產量是遞減的go.
在生產意願與農業產量問題的雙重影響下,學員甚至都不願在表面上積極響應增產一成的號召:沒有人正面提出保證完成增產一成的任務,最多是提及分到土地後生產積極性有所提高,如「給自己幹活就會好好幹」;今年「撿糞的特別多」,所以「肥料不成問題」等gp.
相較而言,反倒是對無法增產的擔憂講得更為實在:「雖然農民得了地,有的仍然很窮,沒有本錢,吃都顧不上,甭說增產了.
」gq面對與自身利益最為相關的農業生產問題,許多學員不僅規避了對增產一成的正面表態,甚至直接吐露出種種思想顧慮以及糧食減產的現狀.
從一些側面材料來看,郊區農民的實際負擔也確實沉重.
郊委在討論生產問題的報告中坦承:「因連年的戰爭,抓丁,出夫,修碉堡、公路,納稅,給予人民的人力財力的負擔是很沉重的.
生產情緒不安,生活水準是降低了.
」gr據學員在討論中所透露:「一大車每年交四次所得稅,按分計,平均每車是150至200斤小米,車必須買.
30斤小米現已漲至100斤小米.
一分的1950年3月16至18日舉行北京市郊區區、村幹部擴大會議,聽取了柴澤民關於保證今年增產一成的報告及總結.
(圖片來源:《人民日報》,1950年3月20日,第4版.
)c175-201811005.
indd5619年10月3日下午4:471950年京郊黨訓57班的日常政治牌照,大車進一趟城需花6,000元的行商稅,而一個車只能拉噸煤,可賺四五萬元,除去吃、餵牲口草料、捐稅等花銷,所餘無幾,且有虧空.
十九區大車歇了80%左右.
」gs如十九區某地主在門口貼對聯,上聯是「土地改革大家樂」,下聯是「大車不動都挨餓」,橫批「我是地主」,對徵收「大車稅」表示不滿.
可見除農業累進稅外,還有諸多其他的間接稅負需要京郊農民負擔.
甚至學員與群眾都對此頗有怨言:「共產黨來說是稅要少,怎麼現在稅又多了,大車、自行車為甚麼都有稅.
」gt對於這些情況,中共較高層級的領導幹部並非毫不知情.
市委書記彭真在一次市政協會議上也明白講道:「我們各階層人民的負擔是不是不輕呢我們認為還不輕,但在又要支援戰爭、又要恢復發展生產和進行其他各項建設的情況下,不可能再減輕.
減輕了就要影響或縮小我們的事業,那樣對人民是不利的……要減輕負擔,只有先徹底消滅了敵人,只有積極發展生產,從發展生產增加收入中來相對減輕我們的負擔.
」hk然而,生產力的發展並非朝夕之功,以發展生產來增收減負的國家戰略儘管理論上可行,但對於1950年的京郊基層黨幹來說,他們需要切實面對的是在相對沉重的國家需索與農業生產的現實情況之間做出艱難的妥協hl.
從郊委的角度而言,增產一成既可擴大稅基以利建設,又可使農民相對減負;用意雖好,卻難以獲得基層黨幹的認同.
不同於面對應起「模範帶頭」作用的黨員標準時,對自私自利行為的檢討和不當工作方式的主動修飾,學員直截了當地講出了生產顧慮以及農業現實情況,以強調困難的方式消極逃避對增產目標的響應hm,「做好黨員」的熱情似乎早已拋諸腦後.
這種對國家需索的逃避既是基層社會生存策略的體現,亦是國家與鄉村社會在「合理負擔」問題上難以凝聚共識的反映.
五結語3月17日,為期兩周的第一期京郊黨訓班在柴澤民進行總結報告後宣告結束,學員也各自返村,繼續自己的工作.
土改後京郊社會的新生政權雖然得到初步鞏固,基層黨幹隊伍也得到了擴充,但由於發展新黨幹時只注重階級成份、歷史清白以及與地主鬥爭的一時積極,往往忽視了對其本身的階級覺悟與工作能力的考察,因而加強對新黨幹的培訓可謂尤為必要hn.
在黨訓班的學習過程中,「做好黨員」的核心訴求始終貫穿其中.
郊委與授課教員在不同的課程學習中分別定義了「好黨員」的標準,認為一名好黨員應在對國家大事和國際局勢的認知上敵我分明,且對敵弱我強的敵我力量對比和革命前途充滿信心;在對黨的理解上既應具備做好支部工作和統戰工作的基本能力,也要為農村群眾起到「模範帶頭」的作用;而在響應國家增產任務號召時,更應勇於擔當,保證完成生產任務.
然而與此相應的,則是基層黨幹不同的應對策略:在「村外」的世界認知上遵從二元世界觀;在支部和統戰工作中則對工作重點進行簡化與修正,同時也將大公無私、先人後己的「好黨員」標準修飾為對自己自私心態和不當工作方式的檢討;而在面對增產目標c175-201811005.
indd5719年10月3日下午4:4758學術論文及其背後的「增負」需索時,他們選擇了消極躲避,乃至直接表明拒不合作的態度.
由此可見,儘管以郊委為代表的國家政治力量在何為「好黨員」的解釋權與話語權上佔據主導地位,但學員或遵從、或修正、或逃避的不同因應策略卻同樣表明,基層社會並非處於全然失語的地位ho.
由此觀之,黨訓班似乎成為了國家政權與基層社會雙向互動的場域,或是國家「入場」與鄉村「在場」的互動空間hp.
建國以來,中共政權以空前的力量加強對基層社會的控制,發展大量基層黨幹,並通過不斷的教育與培訓,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形塑出符合國家統一意志的「新人」hq.
然而,基層社會亦有其具延續性的應對策略與方式.
當得知做黨員並無「好處」還要「先人後己」之後,學員或趨利避害,或避重就輕,在保持「政治熱情」的同時,以自己日常生活的經驗性認知,反覆進行着權衡與取捨.
他們對「人人有飯吃,有衣穿,有工做」的共產主義社會固然嚮往,但卻也有着「我是趕不上了」的理性認知hr.
最後值得說明的是,分析與體認這一黨訓班中所見到的京郊基層社會的日常政治,並不意味着一味倒向社會或底層的視角與立場hs.
儘管本文對京郊基層社會日常政治的分析屬於自下而上的視角,但並未忽視國家意志層層向下伸張至基層社會的面向.
京郊黨訓班得以開辦本身便是中共對基層社會的控制遠較民國時期為甚的有力證明.
但更為重要的是,對京郊基層社會日常政治行為與策略的分析表明,絕對的「支持」與全然的「抵抗」雖然有可能在特定的社會情境下存在,卻絕非是社會日常生活的常態.
斯科特(JamesC.
Scott)將農民瞞產、偷竊和故意毀壞集體財產等行為統統定義為「弱者的武器」、「日常形式的反抗」,未免失之偏頗ht.
即使是將類似行為定義為弱勢群體在壓力下表面「順從」、悄悄獲取「反制」位勢的「反行為」或「『不反』之『反』」,亦同樣是將國家與社會放置在彼此對立的兩極上ik.
事實上,在京郊黨訓班的時事學習過程中,學員幾乎毫無異議地遵從教員提供的二元世界觀,他們不是對蘇強美弱的世界革命形勢「絕對樂觀」,便是對外部世界充滿好奇,而幾乎沒有過質疑或修正二元世界觀的言論.
可見正如畢仰高(LucienBianco)所指出的那樣,對於絕大多數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與日常政治而言,妥協與適應,而非抵抗,才是更為頻繁使用的策略il.
註釋1有關北京郊區土地改革的研究,參見劉一皋:〈城市郊區土地改革中的界限劃分與社會隔離——北京市海澱區巴溝村及其周邊村莊研究〉,《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3期,頁74-94;安劭凡:〈「偏離」與「回歸」:京郊土改中的路徑依賴與階級劃分(1949-1950)〉,載朱英主編:《近代史學刊》,第十七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頁111-36.
有關京郊社會的特殊性,參見李二苓:〈民國時期的「郊區型農業」——以北京西北郊為例〉,《北京社會科學》,2015年第10期,頁94-102;〈「都市化」鄉村:民國北京郊區的社會調查〉,《民國研究》,2017年春季號,頁137-47.
2這一時期京郊行政區劃變動頻繁且極為複雜,限於篇幅,暫且不論.
相關資料參見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第五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頁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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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d5819年10月3日下午4:471950年京郊黨訓59班的日常政治3bnbq郊委組織部:〈郊委第一期農村黨員訓練班工作總結〉(1950年4月26日),載《1950年3月市委郊委第一期農村黨員訓練班總結報告》,北京市檔案館,中共北京市委檔案,001-014-00102.
該檔案共有四十多頁,本無頁數,檔案館在數字化時有頁數標註,但筆者抄檔時未錄頁碼.
4相較於城市黨訓班受到較多關注,農村黨訓班的研究相對缺乏.
關於城市黨訓班的研究,參見高崢著,李國芳譯:《接管杭州:城市改造與幹部蟬變(1949-1954)》(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9),頁33-55.
5參見BenedictJ.
TriaKerkvliet,"EverydayPoliticsinPeasantSocieties(andOurs)",JournalofPeasantStudies36,no.
1(2009):227-43;MichaelSzonyi,TheArtofBeingGoverned:EverydayPoliticsinLateImperialChina(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17),6-10.
6這種敍事的代表參見杜潤生主編:《中國的土地改革》(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6);羅平漢:《土地改革運動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
對這種敍事的有力批評,參見辛逸:〈關於中國鄉村研究「中央決策—地方傳達—鄉村落實」敍事模式的批評:以〔美〕李懷印著《鄉村中國記事》為例〉,載楊鳳城主編:《中共歷史與理論研究》,第一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頁197-217.
7代表性研究參見AnitaChan,RichardMadson,andJonathanUnger,ChenVillage:RevolutiontoGlobalization,3ded.
(Berkeley,CA: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2009);弗里曼(EdwardFriedman)、畢克偉(PaulG.
Pickowicz)、塞爾登(MarkSelden)著,陶鶴山譯:《中國鄉村,社會主義國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沈愛娣(HenriettaHarrison)著,趙妍傑譯:《夢醒子:一位華北鄉居者的人生》(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等.
8斯科特(JamesC.
Scott)的「弱者的武器」理論是其中代表,參見JamesC.
Scott,WeaponsoftheWeak:EverydayFormsofPeasantResistance(NewHaven,CT:YaleUniversityPress,1987).
9正如有學者早已指出的,應當將「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互相結合起來研究中國革命史.
參見行龍:《走向田野與社會》,修訂版(北京:三聯書店,2015),頁14.
bk據郊委邀請北京市委組織部長劉仁到黨訓班授課的信函抬頭,有「地址:東直門外」之標註.
參見〈郊委致劉仁同志信〉(1950年3月1日),載《1950年3月市委郊委第一期農村黨員訓練班總結報告》.
信函標題為筆者自擬.
blbpbrbscncogsgt〈京郊黨訓班一天工作報告〉(1950年3月5日),載《1950年3月市委郊委第一期農村黨員訓練班總結報告》.
bm據統計,「學員中84.
7%是土改期中發展的新黨員,6%是解放以後土改以前發展的,9.
3%是地下黨員」.
參見〈京郊黨訓班學習「怎樣做好黨員」的總結報告〉(1950年3月12日),載《1950年3月市委郊委第一期農村黨員訓練班總結報告》.
bo國立北平師範學院編:《國立北平師範學院冉村社會教育試驗區工作報告》(北京:國立北平師範學院,1947),頁9-10.
京西掛甲屯村和京北清河鎮的文盲率均高達80%左右,清河鎮上從事商業活動的家庭識字率亦不過30%左右.
參見華北綜合調查所:〈北京西郊掛甲屯家計調查——華北綜合調查所所員養成所學員練習調查報告〉、黃迪:〈清河村鎮社區:一個初步研究報告〉、許仕廉:〈一個市鎮調查的嘗試〉,載李文海主編:《民國時期社會調查叢編.
二編(鄉村社會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頁87-88、58-59、7-9.
另參見王煦:〈民國時期北京郊區民眾文化觀念變遷——以社會調查史料為基礎〉,《北京史學》,2018年春季刊,頁180-81.
bt郊委組織部:〈郊委第一期農村黨員訓練班工作總結〉;〈京郊黨訓班一天工作報告〉.
ckcl〈京郊黨訓班關於黨員思想情況的報告〉(1950年3月7日),載《1950年3月市委郊委第一期農村黨員訓練班總結報告》.
cm李二苓:〈從自治到保甲——近代北京郊區的鄉村政治〉,《北京社會科學》,2016年第6期,頁92.
c175-201811005.
indd5919年10月3日下午4:4760學術論文cp柴澤民(1916-2010),1949年5月任新成立的市委郊區工作委員會書記,1951年郊委撤銷後任市農委書記.
參見楊聖清:《新中國首任駐美大使柴澤民》(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9),頁188-210;柴澤民:〈從容憶往〉,載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並不遙遠的記憶》(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頁24-30.
cq李樂光(1903-1955),原名李兆瑞,1949年5月任中共北京市委宣傳部副部長,1950年3月任中共北京市委統戰部長.
第一次全國統一戰線工作會議在1950年3月16日召開,會議決定任命李樂光為北京市委統戰部長,故3月5日黨訓班授課時李樂光應仍為市委宣傳部副部長.
詳見李琦:〈鞠躬盡瘁為統戰——記中共北京市委統戰部第一任部長李樂光〉,《北京黨史》,2006年第1期,頁47-49;〈歷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概況〉(2015年5月23日),中央統戰部網,www.
zytzb.
gov.
cn/tzb2010/jlfy/201505/d4b8e54c998b44bc8a9084a76079e09e.
shtml.
crcsdkdndodqfl〈郊委黨訓班關於時事學習總結〉(1950年3月7日),載《1950年3月市委郊委第一期農村黨員訓練班總結報告》.
ct在以100戶家庭為樣本的調查中,96戶不知道誰是本縣知事,4戶以為沒有知事.
李景漢分析這可能是由於村中事務多歸北郊警察署管理而與宛平縣署不常發生關係,且縣長常常調動,以致受調查者「連近幾年內任何縣長的名字都說不出來」.
參見李景漢:〈北平郊外之鄉村家庭〉,載李文海主編:《民國時期社會調查叢編(鄉村社會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頁498-99.
dl這裏還可分析的是,郊委用蔣介石一人作為國民黨的代表,而以廣大人民作為共產黨的代表,或可理解為借鏡「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中國傳統政治思想.
dm有趣的是,建國初期試圖仿照蘇聯「先古後今,先外後中」的經驗編寫新的歷史教科書時,參與座談的多數專家學者表示了不同意見,最終決定按照「先從中國史講起,再講外國史」的原則編寫教材.
這種由近及遠的原則與郊委「從近到遠」的時事講述策略頗有異曲同工之妙.
參見余敏玲:《形塑「新人」:中共宣傳與蘇聯經驗》(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頁93-94.
dp張濟順:《遠去的都市:1950年代的上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頁16.
dr即使如此,還是有一些學員將時事與個人生活中的問題聯繫起來思考,如「完成了公債還有蘇聯的幫助,為甚麼現在物價還直往上漲呢」參見〈郊委黨訓班關於時事學習總結〉.
ds「有得說」實際上是一種實用主義需求.
當時學員對二元世界觀一致的反應是,「過去壞蛋造謠言,咱也沒得說,這一下回去以後可有得說了」,即根據「正確」的意識形態進行說理的能力.
參見〈郊委黨訓班關於時事學習總結〉.
dt安平生(1917-1999),1949年5月任中共北京市委郊委委員、秘書長,1950年任中共廣州市委郊委副書記兼郊區辦公室主任.
參見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歷屆中央委員大辭典(1921-2003)》(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4),頁2-3.
ek劉仁(1909-1973),原名段永鷸、段永強,1948年12月任新成立的北京市委的組織部長,1951年3月任市委副書記.
參見中共北京市委劉仁傳編寫組編:《劉仁傳》(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頁564-67;聶榮臻等:《緬懷劉仁同志》,修訂版(北京:北京出版社,1979),頁5.
el三場報告的實際順序與郊委對黨訓班的整體總結報告給出的課程表(表2)相比,有內容和順序上的出入,此處順序係根據〈京郊黨訓班學習「怎樣做支部工作」的總結報告〉(1950年3月6日蘇民報告,3月8日各支部書記解答說明,3月10日完成總結報告)、〈京郊黨訓班學習「農村統戰工作」的總結報告〉(日期不詳),以及〈京郊黨訓班學習「怎樣做好黨員」的總結報告〉(1950年3月12日)三份檔案在《1950年3月市委郊委第一期農村黨員訓練班總結報告》卷宗中的順序推斷得出.
emeoeq〈京郊黨訓班學習「怎樣做支部工作」的總結報告〉.
c175-201811005.
indd6019年10月3日下午4:471950年京郊黨訓61班的日常政治en根據1945年中共七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黨章》第五十二條,支部的任務是:「(一)在人民群眾中進行宣傳和組織工作,以實現黨的主張和上級組織的各種決議.
(二)經常注意並向上級機關反映人民群眾的情緒和要求,關心人民群眾之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生活.
並組織人民群眾來解決他們自己的各種問題.
(三)吸收新黨員,徵收黨費,審查與鑒定黨員,對黨員執行黨的紀律.
(四)教育黨員,組織黨員的學習.
」參見《中國共產黨黨章》(1945年6月11日通過),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五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頁132.
ep實際上郊委也承認:「一直到現在,支書的兼職問題並未得到特別的解決」,可見當時黨內中高層也並未對此形成統一的認識.
參見〈京郊黨訓班學習「怎樣做支部工作」的總結報告〉.
eres〈京郊黨訓班學習「農村統戰工作」的總結報告〉.
et毛澤東在1950年3月提出,鑒於土改的激烈性,要在不動中農、團結中農的原則上更進一步,提出在全國土改中「暫時不動富農」,以最大程度地縮小打擊面.
參見毛澤東:〈徵詢對待富農策略問題的意見〉(1950年3月12日),載《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頁13-14.
fk中農這種淡薄的政治參與感在某些區十分嚴重,這被視作團結中農工作做得不好的主要例證之一.
參見〈京郊黨訓班學習「農村統戰工作」的總結報告〉.
fm京郊土改實驗村之一的槐房村在土改鬥地主時,該村工作組蒐集到地主的牢騷和不滿言論.
參見〈關於鬥爭地主及清算貪污的報告〉,載《第十四區委槐樹土改工作組關於槐樹村土改試驗工作典型材料》,北京市檔案館,中共北京市委檔案,001-014-00028.
該檔案沒有日期和頁數.
fn階級立場與統戰原則的兼顧與平衡不但對基層黨幹來說是個嚴峻的挑戰,對中共革命整體而言,階級分化與統一戰線的辯證關係同樣是需要慎重處理的問題.
參見陳耀煌:《統合與分化:河北地區的共產革命,1921-1949》(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頁465-68.
fofpfrhr〈京郊黨訓班學習「怎樣做好黨員」的總結報告〉.
fq十八區呂家村一名幹部便反映:「在村裏是兩面受氣,工作沒做好時受上級批評,回家受哥嫂的氣,媳婦連帶受氣,常埋怨.
」工作一天後回家「常只吃到剩飯」,問道:「長遠這樣下去怎麼辦」參見〈京郊黨訓班學習「怎樣做好黨員」的總結報告〉.
fs有關延安整風時期中共自我批評傳統的形成與強化,參見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頁393-439.
ft郊委對此亦有總結:「有的是看到黨的主張好,打倒惡霸地主分配土地,要跟着共產黨走,保衞自己的勝利果實而參加的;有的是以前被壓迫剝削,今天要出頭去『管管人』,抱着報復心理入黨的.
有的人入黨是怕別人說自己落後,有的是想入黨以後能得到特殊待遇,而願意為共產主義的實現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入黨的為數很少.
」參見〈京郊黨訓班學習「怎樣做好黨員」的總結報告〉.
gk顧大川(1909-1970),原名谷蘭亭,1949年6月任中共北京市委秘書長,1952年任中央計委委員、農林水利計劃局局長.
參見中共河北省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河北歷史大辭典》(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頁312-13.
gl〈關於徵收農業累進稅決議案〉(1949年11月22日通過),載北京市檔案館、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第一卷(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01),頁860-66.
受限於筆者學識,尚未能計算出具體的平均稅率.
gmgngogr〈京郊黨訓班討論「大生產」情況〉(1950年3月15日),載《1950年3月市委郊委第一期農村黨員訓練班總結報告》.
gp但也有學員表示糞是不夠的,如「沒有糞,不夠用,政府不貸就這樣種地(少施糞)」、「糞少影響生產」、「春耕在即,冬季搞土改分得土地,並未撿足夠的糞」、「怕糞不夠,尤其去年地主荒了的地,上糞也不易起作用」,等等.
參見〈京郊黨訓班討論「大生產」情況〉;〈京郊黨訓班一天工作報告〉.
c175-201811005.
indd6119年10月3日下午4:4762學術論文gq〈京郊黨訓班討論「大生產」情況〉.
另據槐房村的「果實」分配情況來看,牲畜往往分給多戶共用,甚至「八戶共分騾子一頭」.
即使考慮到無牲畜戶與有牲畜戶間有「插套」(即無牲口與有牲口的家庭合作耕地,無地家庭以無償幫助有牲口家庭耕種〔出賣勞力〕的方式,換取使用有牲口家庭的牲口耕種自家土地的方式)的互助慣習,確實仍難敷使用.
參見十四區區委會:〈槐房分配農具報告(手稿)〉,載《第十四區委槐樹土改工作組關於槐樹村土改試驗工作典型材料》.
hk彭真:〈在北京市第二屆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上的總結報告〉(1950年2月27日),載《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第二卷,頁118-19.
hl若從農民日常生活的視角反觀1930至1950年代的饑荒史,正如文浩(FelixWemheuer)指出的,飢餓對這一時期的壯年農民而言或許是一種常態:「在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到1959年饑荒之間,一個普通農民僅僅在1950至1958年間生活中沒有死亡的威脅.
」參見文浩著,項佳谷(JiaguRichter)譯:《饑荒政治:毛時代中國與蘇聯的比較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7),頁10.
而在1950年,北京還面臨着嚴重的「春荒」問題.
參見〈北京市人民政府郊區工作委員會關於郊區生產救災工作的報告〉(1950年5月24日),載《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第二卷,頁207-209.
hm若沒有政府貸款則難以增產,有些學員的表態是相當強硬的,如有十六區的學員說:「政府貸款,生產準能提高.
」有十九區的學員說:「吃不起,種不起地,也等不起價,政府不貸款就沒辦法.
」參見〈京郊黨訓班討論「大生產」情況〉.
hn安劭凡:〈「偏離」與「回歸」〉,頁130.
實際上,出於同樣或類似的原因,大量的黨訓班、幹部訓練班在中共接管北平之後便陸續開辦,以便進行「階級」教育.
參見〈中共北京市委關於入城後所辦各種類型的短期訓練班給中央的綜合報告〉(1949年10月),載《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第一卷,頁745-52.
ho當然,基層社會看似靈活的應對策略並非是游刃有餘,也不見得如一些論者所言是一種「利益與優勢的最大化利用」的「制度套利」(Regulatoryarbitrage),在更多的情況下,京郊基層社會的日常政治被理解為有限選擇下的生存策略似乎更為恰當.
參見MichaelSzonyi,TheArtofBeingGoverned,215-18.
hp此處借用張濟順對1950年代上海研究中有關國家「入場」與都市「在場」的經典表述.
參見張濟順:《遠去的都市》,頁15.
hq這種「新人」觀最重要的特點便是「以階級分敵我及價值二元化」.
參見余敏玲:《形塑「新人」》,頁355.
hs如前所述,徹底倒向一方的立場與視角會導致非此即彼、二元對立的研究偏向,反而無法聚焦於二者的雙向互動過程與互動關係.
若從學術史的脈絡進行梳理,其實近來對社會層面的着重,主要是針對早期研究中對國家力量和高層政治過度關注的一種糾正,但隨着這一理路的不斷進展,難免亦有矯枉過正的情況產生.
台灣學者陳耀煌便曾對西方的中國農村革命史研究中將國家與社會二元對立起來的傾向有所省思,認為:「中國農村革命史研究的日益地方化,本身並無可厚非.
但……此類觀點走到極致,就會得出國家與社會二元對立的偏頗結論,事實上是站在社會的一邊批判中共黨國.
」參見陳耀煌:〈在共產中國發現歷史——毛澤東時代中共農村革命史之西方研究述評〉,《新史學》,第23卷第4期(2012年12月),頁235-36.
htJamesC.
Scott,WeaponsoftheWeak,xvi.
ik高王凌:〈緒論〉,載《中國農民反行為研究(1950-1980)》(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頁xix.
儘管如此,高王凌認為「反行為」反映了農民面對國家需索時首先選擇接受,然後再在服從之中往回「找補」的這一分析仍是極為精當的,值得深思與進一步討論.
ilLucienBianco,PeasantswithouttheParty:Grass-rootsMovementsinTwentieth-CenturyChina(NewYork:Routledge,2015),268.
安劭凡澳門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c175-201811005.
indd6219年10月3日下午4:47